前不久，网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视频：一位“女快递员”停在路边的电动车被“小偷”骑走，车上若干没送完的快递一同丢失。女快递员见状急得在路边大哭。

　　这条短视频引起大量转发和跟帖，网友纷纷表达对“小偷”的憎恶和对“女快递员”的同情。但事后，公安机关发布信息称，这条短视频是摆拍的，当事人正在接受进一步调查。

　　公安机关介入此事，是因为这条视频涉及“盗窃案”，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以及对事发地的治安状况担忧。所以，当地公安机关必须破案，将“盗贼”绳之以法。但民警随后发现，这是一起为了吸引眼球而“自导自演”的事件。这次，几位摆拍短视频的“作者”与“演员”恐怕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摆拍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这种行为也与法律无关。例如，电视剧可以说都是摆拍的。普通老百姓摆拍后发到网上的许多生活乐趣和幽默片段，也都不涉及法律问题。摆拍的法律界限，取决于其是否有明文规定禁止的内容。

　　如果电视剧中出现盗窃的片段，并不违法。但是上述摆拍“女骑手丢车”的短视频为何就违法了呢？短视频与电视剧有何区别呢？我认为，区别主要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播发程序不同。电视剧有相应的播映许可号码，说明已经通过有关部门审查，内容是合法的，可以通过电视台等渠道播映了。网络短视频上网传播前，并无有关部门审查。

　　二是，播发目的不同。观众在观看电视剧前已经知晓剧中片段是虚构的——不论多么逼真，也都是虚构的。例如，电视剧《狂飙》和最近还在院线上演的电影《孤注一掷》，剧中反派人物演得像“真坏人”，以至于还有观众呼吁“有关部门应该查一下”。当然，这也可能是观众对演员幽默的褒奖。

　　为了避免误解，有些电影和电视剧会在片头加上字幕：“本片故事情节纯属虚构”，以免观众认为影片内容不是“演戏”，而是“真”的。但是，前文涉及的短视频不是这样——摆拍当事人的目的就是要让网民信以为真、上当受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点击率和流量。

　　三是，收益的正当性不同。电视剧播发后的收益，是具有正当性的，属于合法收益。如出售转播权和广告收入等。但上述摆拍短视频后传播产生的收益，完全不具有正当性。其后果不仅会引起人们对社会治安的恐慌，还会对当地社会名誉造成负面影响，而这些后果都是违法的。所以，当地公安机关果断采取行动是必须的。

　　或许有人会问：摆拍上述短视频的行为，能用“恶作剧”来开脱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恶作剧也是有法律界限的。

　　一般情况下，恶作剧不涉及违法。所谓恶作剧一般是指捉弄人，或耍笑别人，使人难堪的行为。例如，在美国等一些国家，以搞笑为目的，在愚人节当天发布虚假信息，引起一些人“上当受骗”。这种在特定时间发布虚假消息，目的是搞笑，通常不视为违法。另外，在愚人节这一天，并无恶意地搞笑捉弄人，已经在许多西方国家被视作传统习俗，为社会民众认可。

　　再如，在中学教室里，学生作弄老师的搞笑行为，一般被认为是学生调皮捣蛋，老师们也不会追究学生违反校规的责任，通常口头批评一下便了事。同样，在工作单位，以搞笑为目的捉弄同事、引得众人发笑的行为，也通常不会被认为违法。顶多单位领导批评恶作剧者“下不为例”，就算处理完了。

　　但是，如果恶作剧造成人身伤害后果的，就可能涉及法律责任。我认识一位老知青，他在回忆知青生活的书中，讲过自己被村民恶作剧险些丧命的经历。

　　这位知青当年插队时才15岁。有一次，他与村民们一同在村边大河中游泳，突然感到脚被什么东西绊住了，一股力量将他往水底拽。后来，他真的被拽到水底，因无法呼吸而窒息昏迷。最终，他被村民救至岸上，接受人工呼吸后才抢救过来。当时，村干部批评那个搞恶作剧的村民：“你不能这么开玩笑，会淹死人的！”

　　类似这样过分的恶搞，显然突破了法律底线。恶搞的当事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摆拍还有一个可能存在的问题，虽然不至于被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其表现出来的恶，也是相当大的。这就是：骗取广大网民的同情心。

　　前一段时间，网上流传一篇“10万+”的博文，说的是一个穷学生的艰难求学故事。很多网民看到这篇博文时，都被感动了。但是也有细心的网民从文章中看出了破绽。于是，越来越多的网民提出疑问。最后，博主不得不承认：这文章是杜撰的，其中人物并没有真实原形。

　　这名博主——也许是一个团队，还算老实，在网民的压力下承认造假。而许多短视频的摆拍者明明是造假，但没有一个人承认。

　　尽管上述欺骗行为并不构成犯罪，除非涉及用欺骗手段让网民捐款等行为，但这种欺骗只会招来网民的厌恶。对一个重大国际问题妄下缺乏常识的结论的直播，对于一些商品夸大优点、回避缺点的网络带货等，也侵蚀着网络的公信力。如果缺乏监管，那网民只会用脚投票，一走了之。

　　我们在谈到法治社会时，容易从字面上理解：社会各个方面，都会依照法律运行。但是我们都知道，社会是复杂、灵活多变、充满细节的。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如果法律真的到了那样繁杂的程度，不但不会起到正向保障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反而还会阻碍社会正常运行。

　　法治社会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社会道德。社会道德不仅依靠法律来维护，更主要依靠社会公众来自觉维护。例如，跳广场舞的人播放的音乐声太大了，影响到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人们通常不会诉至法院，而是依照社会道德规范，由社区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协调处理。

　　再如，拍摄公交车上未给老弱病残孕或需要帮助的人让座的短视频，或是在公共场所拍摄路人乱扔垃圾的行为，也涉及社会道德。这些视频上网传播后，如果被拍摄的当事人面部未打马赛克，网民可以清晰辨认时，很可能会引发网络暴力。

　　有一部名为《搜索》的电影，就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当事人被确诊癌症，心情低落，因此没在公交车上让座，并与人发生冲突。有人把当时的情况偷偷录下，并上传至网络后，迅即引发一场可怕的“人肉搜索”，最后引发当事人自杀。

　　如果上述电影剧情发生在现实社会中，视频拍摄者是否对当事人自杀身亡承担法律责任呢？从现在的证据链来看，还难以得出肯定的答案。因为要承担责任的条件是：短视频拍摄者的行为与当事人自杀结果，有直接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被“人肉”“网暴”的当事人都会选择自杀，短视频与当事人自杀存在的是间接因果关系。然而，这并不能抹去“人肉”与“网暴”之恶。

　　2020年，浙江一家社区小超市老板用手机拍摄来取快递的女青年的短视频，然后在上网发出，并造谣该女青年与快递员“乱搞”。网民信以为真，谣言越传越广，最后导致女青年精神上受到极大伤害，无法出门上班。在多次到医院就诊后，女青年被诊断患上了抑郁症。

　　在女青年要求短视频拍摄者澄清事实和道歉无果后，便向法院以诽谤罪起诉。诽谤罪通常属于自诉案件，需要原告举证。但是在网络空间，公民个人取证谈何容易。于是，女青年求助于当地派出所协助，这便有了诽谤罪由自诉案件转变为公诉案件的先例。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先例，它向那些为博眼球而拍摄短视频造谣的人发出严正警告：违法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