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女星袁冰妍因偷逃税被追罚297万余元，同时关联企业也被追罚132万余元。目前，袁冰妍的社交账号已处于禁言状态。各大卫视和相关品牌方的官博也已经搜不到袁冰妍的相关动态。

　　明明国家相关部门已经三令五申，整个社会也是高度关注，还有那么多的“前车之鉴”，为什么总有明星、网红顶风作案，重蹈覆辙？

　　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绝对是现行逃税罪的“初罚免刑”条款。即“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简单说就是初次被查处，只要补缴应纳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就可以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注意，这里不是初犯免刑，而是初罚免刑。意思就是说，无论我多早开始逃税，逃税了多少次，也无论逃了多大金额的税，只要是第一次被查到，只要是能够补缴款项，就可以逍遥法外。

　　是，以前是的，但从2009年开始，就不是了。因为在2009年，人大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里面对原“偷税罪”做了重大修改，不仅名字改为“逃税罪”，还增加上述初罚免刑条款。

　　很高明，首先改名字，把“偷”改为“逃”，一字之差，就举重若轻了。既然轻了，那“初罚免刑”就师出有名了。

　　为什么会这样改呢？网上流传，正是因为2008年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偷税案（当时偷税罪还未改名为逃税罪），才促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初犯免刑”条款。

　　宗庆后偷税案的背景，是达能和娃哈哈的争端，新华社曾发表评论称，“达娃之争”是强大的跨国资本与迅速兴起的民营资本的碰撞。

　　事件很曲折，简单的说就是1996年，娃哈哈集团和法国饮料巨头达能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到2007年4月，达能和娃哈哈围绕“娃哈哈”系列商标权归属、同业竞争、合资公司控制权等问题发生一系列争端，双方矛盾激化，在海内外展开诉讼战和舆论战。

　　2007年8月，一名自称“税务研究爱好者”的举报人，实名举报宗庆后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未如实申报个人所得税。宗庆后表示，举报人是达能中国区主席。此人先表示将为宗庆后代缴税费，发生矛盾后又不代缴，反手举报。经过一系列调查，事件以宗庆后提交证据表明自己并非故意逃避纳税，成功脱罪，补缴2亿多税款了结。

　　虽然脱罪成功，但还是吓出了一身冷汗。围观的那些民营企业家估计也吓了一头冷汗。

　　《刑法》的修订，肯定是由多种因素导致，而非一人一事决定。但2008年宗庆后偷税案影响巨大，可能对《刑法》修订产生了影响。

　　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出台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曾对该条文增加“初罚免刑”做了说明：

　　“目前偷税罪规定的负作用大。企业如偷税达到一定数额、比例，不管企业是否积极补交税款和滞纳金，接受罚款，都可将企业老总定罪，结果企业可能慢慢垮了，国家税收少了税源；企业破产了，工人下岗需要重新安置，给国家和政府增添了新的负担等。”

　　说的有道理，近些年，司法理念的改变，企业家“人刑企灭”的现象得到改观，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黄光裕“狱中办公”。

　　但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初罚免刑”是为了保护、稳定税源，为了避免企业破产，引发社会问题，是有道理。但到了企业家这个级别，实际上很少会涉及偷税逃税，其公司财务部、法务部的人都不是吃干饭的。而且，更令人尴尬的，如果偷税逃税的不是企业家，是娱乐明星或网红呢？

　　我们来看看《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从2004年开始，这份每年发布的榜单上，姚明一直高居综合排名榜首，那时，体育明星更占优势。2009年正好是个分水岭。那一年是体育明星上榜人数最多的一年，姚明、易建联、郭晶晶、刘翔分别上榜，而且霸占了一、三、四、五的靠前名次。从第2012年开始，范冰冰综合排名和收入开始上升，至2013年开始，综合排名跃居第一，收入升至第二位，连续霸榜5年。随着2014年李娜最后一次上榜后，体育界明星从此消失于十强榜单。

　　此后数年，这份十强榜，基本全部被演员和歌手占据。而且，从2016年开始，鹿晗、杨洋、吴亦凡等流量明星开始上榜，并且排名靠前，甚至超过了周杰伦、成龙等老前辈。其中最年轻的鹿晗，2016年就以年收入1.816亿元，排名范冰冰之后。2017年又以2.1亿元，综合排名第二。

　　所以，以范冰冰为代表的新生代明星收入节节提高是2009年以后的事，流量明星后来居上是2016年以后的事，直播网红大爆发是近几年的事。而这些人由于自带流量，纷纷成立个人工作室，摆脱了经纪公司的束缚。要知道，传统经纪公司还是要懂法，更合规的，有的还是上市公司，不会简单粗暴的逃税。而个人工作室一般都是家庭作坊式的个体工商户，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和意识，这便埋下了税务风险。

　　后面的事情不用多说了，宗庆后们十多年前争取到的网开一面救了十年后的范冰冰们。

　　这种阴差阳错，估计也不是宗庆后们想看到的，当然也不是立法者想看到的。据说，我国政法界大佬沈春耀，对于明星主播以及各种高收入人群利用“初罚免刑”来逃避刑事处罚的案件深恶痛绝，认为这会给社会带来一种不良风气。所以在2022年两会期间，建议这类案件，一旦涉及金额巨大，就不适用“初罚免刑”。

　　大佬慧眼如炬，明星主播们本来就是时代的巨大受惠者，其巨额收入也许合法，但不一定合情，还要逃避纳税义务，最后居然还可以初罚免刑，逍遥法外。如果都如此，那么所有的盗窃罪、贪污腐败等经济犯罪都可以依葫芦画瓢，来个初罚免刑了。

　　支持大佬，初罚免刑可以有，但要有金额的上限，否则，量变引起质变，这一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论断，岂不要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