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界的泰斗级人物鲍勃·迪伦4月6日的北京演唱会余音仍在绕梁，要知道这位美国老头儿是迄今来华演出的欧美大牌中最大腕儿的一个，这样就不难理解媒体和歌迷的疯狂了。有心人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该场演唱会的门票不但比上海站贵出一截，甚至比远赴越南连观光带看演唱会的综合费用都要高！这让人联想起10余年前票价创下吉尼斯纪录的紫禁城“三高”演唱会。尽管主办方并不认同票价过高的说法，但始终无法平息观众和媒体对“高票价”的质疑。中国为什么成了鲍勃·迪伦们的淘金地？天价演出票又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10余年前，由中国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主办的“三高”紫禁城演唱会创造了若干项纪录，最高出场费(约380万美元)、最高票价(2000美元/张)、最多观众(一主会场两分会场，共计8万人)。其单场演出总成本也高达千万美元，堪比更早前的张艺谋紫禁城版《图兰朵》。

　　据当时媒体报道，多明戈的经纪人寺岛在一次采访中说：“1988年洛杉矶的‘三高’演唱会最高票价仅为1000美元。北京‘三高’最高票价要2000美元，我难以想象，至少我本人不会买。这是我所知道的目前世界上最高的音乐会票价。两年前巴黎‘三高’演唱会最高票价仅为480美元，由巴黎市政府提供赞助，观众可以在街道上通过大屏幕免费观看音乐会。所以说当时十几万的观众绝大部分是免费观看的，购票的仅有1万多名观众，也就是说有90%以上的观众没有花钱。”数年前在意大利举办的“三高”演唱会，最高票价为1000多美元，最低票价是380美元，这一定价仅为当地基本月收入的1/10至1/8。

　　为何要支付给“三高”世界公认最昂贵的出场费？中方主办方一肚子委屈，时代新纪元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陈纪新当时任中艺的常务副总经理，她说，在当年，像“三高”演唱会这种项目，从来只是在发达国家上演的，对于国内的演出商来说，要争取到这样的项目，只能开出约380万美元高价。与太庙《图兰朵》不同，“三高”演唱会是中艺公司自己投资，因此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当时，中艺把目标观众扩大到境外，通过大票务公司和旅行社向国际销售。“2000美元的VIP票本来就不是为普通大众准备的，1000美元左右的票才是真正为国内音乐爱好者准备的。”陈纪新认为，目前国内票价卖到上千元的演唱会比比皆是，但是要操作像“三高”这样的稀缺品种，所要付出的成本和压力远不具备可比性。

　　鲍勃·迪伦此次演唱会算是个特例，主办方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常务副总经理李丹阳表示，他们在出场费上并没有太大投入。以前海外艺人来内地演出往往要通过港台公司的中转，但这两场演唱会都是由歌华莱恩直接同艺人经纪方联系，省去了“转手费”。并且，由于歌华集团2005年和Live Nation这家国际演出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所以他们拿到的是股东关联价格，跟日韩市场邀请同样级别的歌手相比，出场费要低得多。李丹阳表示，如果没有这层关系，他们付出的成本还要高很多。

　　李丹阳向记者解释了操作这类国际大型项目所发生的其他不为人知的高昂费用，其中一大块就是国际团队的接待费用。

　　“老鹰乐队在五棵松体育馆的现场效果是惊人的，人家的专业团队把体育馆音效做到了像CD一样的声音。”李丹阳认为，难道为了降低票价节约成本就不用人家的专业团队吗？事实上，不到后台的人不知道，老鹰乐队歌手只有4个人，但成员有十几个，全组工作人员100多个，五棵松体育馆现场要安置6个机位进行同步视频切换，对方乐队的调音师都带的是A版音响为北京演唱会做配置。“所以说，每个演出的制作标准不一样，不具备可比性。对我们来说，宁可少赚点儿钱，也希望为观众呈献一场国际高端配置的演出。”

　　而陈纪新也谈到，由她和中艺员工们一起引进的“三高”音乐会、雅尼音乐会，以及之后她成立的民营公司“时代新纪元文化传播”引进的百老汇院线，中间每场演出的接待和制作费用都是惊人。她曾为了“三高”音乐会冒着大雨在10天内搭成了可容纳3万人的主场舞台(后被评为吉尼斯世界纪录)； 1997年，陈纪新引进雅尼音乐会时也曾调动空军大型运输机，空运雅尼的500多吨音乐器材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的体育馆做巡演。

　　两位演出商都提到，此类演唱会成本高居不下的主因，还在于它的场次太少，无法形成巡演规模。

　　“我认为，真正能把票价降下来，只能靠巡演，规模化经营。”李丹阳表示，这也是歌华集团今后要解决的问题。目前他们正跟中体产业集团展开大剧场院线的合作，同时还跟中演公司进行小剧场院线的合作，就是为了解决剧场资源问题。“不过目前两项合作都正在政府部门报批阶段，还没最后敲定。”

　　陈纪新也提到了当年他们主导的“东方百老汇”院线计划。当时，她和百老汇倪德伦家族合资成立“东方百老汇”剧院管理公司，目标是向国内引进原汁原味的百老汇音乐剧，并在全国展开巡演。从制作上他们已经找到强力伙伴，表演团队也全部是百老汇专业演员；从资金上，他们也拉到了国际大型基金和企业的赞助，可说万事俱备，但欠的就是市场的“东风”。而这中间凸显出的国内可用剧场资源之匮乏，至今仍令陈纪新耿耿于怀。她解释道，当时他们公司为了推进院线，要在十几个城市对二三十家联盟剧院进行技术上的改造，对其剧场经理进行音乐剧的培训，最终，他们的规模化巡演还是无法顺利推进。“中国连个专用的音乐剧院都没有，可用资源匮乏，一个跨国大型项目要想做产业化运营，面临的困难太多了。”陈纪新感慨地说道。

　　当年，对已经先期付出了巨额出场费的陈纪新来说，为了“三高”的融资，简直已经“入地无门”。最后，她想到找奥申委，将“三高”作为中国“申奥”的一个重量级文化活动，争取到了香港上市公司东风集团的投资。同时，她也与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京正式签约，认定首旅集团为“三高”演唱会指定的独家接待赞助商和票务代理商，解决了高昂的接待费用。

　　陈纪新告诉记者，“三高”演唱会的主要收入其实是来自企业赞助。“像这种项目如果要没有风险，就得靠社会集资介入化解基本成本，票房其实是极不稳定的，只能做一般性的少量支出，以及留出的盈利空间。票房其实是次要的。”她说道，当年的“三高”盈利应该在6000万到7000万元，得益于很好的宣传契机、市场操作以及企业赞助。

　　而歌华集团操作的老鹰乐队和鲍勃·迪伦却没那么幸运，李丹阳介绍道，这两场演唱会都没有什么商业赞助。“国内企业对欧美文化还有个认知过程。老鹰乐队明明演唱会票房在欧美歌手里都是靠前的，我们在联系一些商家时，对方却表示老鹰太老了。”

　　李丹阳向记者表示，即使演出承办商冒这么大的风险，还是要应对中国的人情，那就是赠票。一些媒体和相关机构通常都会向演出商索取赠票。

　　“现在通常的演出，能卖出的票也就是‘两头’，最高和最低票。要票成风的现象说了很多年，从一场100张要到一场500张，没有任何改变。”陈纪新直陈她对“赠票”这种中国陋习的不满。她说，在当年的“三高”中，除了无法推却的赠票，他们已经尽量控制票量，并设定了打折票的最低折扣。“我们认为降价这种方式特别容易引起市场混乱，对先期购票的观众是不公平的，所以一般我们不采取打折方式，在团体票方面用其他方式补偿，比如有些礼品赠送。”

　　在记者之前的采访中，张艺谋“印象”铁三角之一、导演王潮歌也对北京市场的赠票成风极度不满。她认为，上海市场要远比北京良性，赠票并不太流行，如果每一张票都是能卖出去，那平均票价自然要比北京低许多。

　　据相关机构统计，目前北京演出市场的赠票份额约占10%-20%。而这对演出商来说，无疑增加了运营危机，这部分损失只能通过提高票价来平衡，也就是说，这部分票的票价由购票观众埋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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