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短平快的传播方式，使受众面更大；它过度娱乐的疯狂助推了社会的浮躁风气，误导了观众的审美，诱惑了大量演员的参与，从而演出了一场“资本疯狂砸钱、明星拼命抢钱、粉丝乐于掏钱”的乱象大戏。

　　但是，过度娱乐、娱乐至上就是一种麻醉，其危害性不亚于毒品，尤其对青少年的伤害罪最大。

　　但在利益的驱使下，过度娱乐还是来到了我们这片讲究文明和礼仪的国土上，成为新时代的“一害”。

　　曾经地位显赫的电视台收视率降低，策划收入骤减。为了生存，他们试图革新，恢复昔日的辉煌。

　　这个时刻，许多电视台不是从内容上下功夫，而是在形式上急功近利，提出了与电视台宗旨相违背的口号：“娱乐立台”！

　　节目中今天请几个娱乐圈的明星大腕，讲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做一两个无聊之极的游戏。明天请一堆男女大秀“才艺”，一阵歇斯底里地闹腾吼叫。随之男女主持人对他们进行肉麻地捧场。言辞之轻佻和夸张，不堪入耳。

　　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多达五六个甚至七八个。男主持人打扮得妖冶艳俗，不男不女。女主持人疯疯癫癫，满台乱窜，故意尖叫，以逗引观众发笑。

　　同是湖南卫视的《越策越开心》，创办初期还有点儿创意，没多久就越“策”越空乏，越“策”越粗俗，越“策”越无聊，越“策”越无“策”了。

　　主持人无计可施，逮住什么是什么，不管是驴子是马都拿出来溜溜，差强人意，十分草率。

　　为了凑节目，索性找几个怪里怪气的另类，或者找几个老实巴交的老年男女，找一些他们弄不懂的怪异话题，故意和他们扯谈，找他们开涮。

　　节目初期还有几分品位，主持人孟非掌控得既轻松又不失风度，相亲男女也很庄重。

　　男嘉宾拿出两个锦盒，锦盒里一个装着“只能做朋友”，另一个装着“我们结婚吧”。如果抽到后者，会被要求第二天登记结婚。

　　尽管，事后主持人说这仅是一个游戏，但这种把婚姻当儿戏的节目实在有些乱象了。

　　为了烘托气氛，综艺节目在录制上都采用了极度夸张的手法，不仅对台上的表演者给予充分地渲染，对观众也进行了特意的调度。

　　观众要随着导演的要求，或扮做忘我的欣赏，思绪似乎跟随音符跌宕起伏；或附和歌手一起唱歌，紧闭双眼，似乎站在舞台上的就是自己；或眼圈泛红，用手抹去闪着光的泪水。吹口哨、猛鼓掌、举灯牌等等动作，时起时伏，步调统一。

　　看电视的观众以为这是真的，还虔诚地为之动情。殊不知这都是节目组的刻意安排，那些配合表演观众都是拿到酬劳的“职业观众”。

　　这种浮夸之气误导和助推了社会上的浮躁风气，使人心不稳，民风大变。有良知的人都为此担忧。

　　即使如此，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上去了，策划收入增加了，这些电视台似乎有了昔日的辉煌。

　　那些落后的电视台纷纷效仿，用抄袭、复制、改名等方式把这些节目搬运到他们那里。仅一个《非诚勿扰》的相亲节目，就被复制改名为《缘来是你》、《百里挑一》、《爱情连连看》、《爱情传送带》、《转身遇到TA》等数十档节目。

　　一会儿叫《爸爸去哪儿》，一会儿又改为《爸爸回来了》。千篇一律，都是爸爸带着娃娃们开始满世界的蹦跶，小小年纪受到各种品头论足。

　　女士有《乘风破浪的姐姐》，又为男士打造了一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内容大同小异，风格一模一样，无非是换了个性别。

　　浮夸、作假的习气使“娱乐至上”的节目混乱不堪。有人指责，节目组振振有词地说：

　　这对参与者极富诱惑力，与观众也有互动性，所以它在综艺乱象中，最为火爆，最有影响力，始终是电视台和网络热捧的节目。

　　依然是善于“创新”的湖南卫视早在2005年就推出了名为《超级女声》选秀节目。

　　名字的“雷人”和炒作的铺天盖地，吸引了上万名急于出名的女青年报名。经过层层筛选，21岁的李宇春凭借醇厚多变的女中音和洒脱狂放的舞台造型夺冠。

　　这种一夜爆红的奇迹给李宇春个人带来极大的红利：当年她登上了国外《时代周刊》封面，次年发行的首张专辑销售137万张，在此后的10多年里，她在各类演出和一些电视剧中露脸，成为一代青年的偶像。

　　这一奇迹也刺激了少男少女成名的强烈欲望，她们在各种场合都毫不避讳地张扬着四个字：我要成名。

　　选秀方式如法炮制。在疯狂的气氛中，尚雯婕、谭维维成为最后赢家。她们后来的道路如同李宇春，对青年人的影响甚于李宇春，使青年人一夜爆红的愿望更加迫切和强烈。

　　顺应男青年的成名愿望，湖南卫视照搬《超级女声》的模式，又于2007年推出了《快乐男声》。

　　因为是男性，这一节目的氛围更为火爆和狂野，诞生了与这一氛围相匹配的陈楚生、苏醒、魏晨、张杰、吉杰等歌手。在他们满足了成名欲的同时，也给电视台带来很高的收视率和丰沛的利益。

　　为了能与湖南卫视的“超女”、“快男”抗衡，东方卫视请来世界级的服装设计师、造型师、舞蹈形体师，为舞台和演员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使选秀现场体现出豪华的海派风味。

　　蒲巴甲、马天宇、吴建飞等、井柏然、乔任梁、付辛博、李易峰等“明星”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冉冉升起，给他们个人和电视台带来不言而喻的利益。

　　把青年男女折腾完，东方卫视又在中年女性身上做小哥，推出了电视真人秀《妈妈咪呀》。

　　为了“妈妈”选手变得年轻，赢得观众的眼球，节目组不惜用重金让她们赴国外整容。

　　此番举动无疑是在挑战国内观众的审美道德，观众也很难想象打开电视观看复赛时，已不认识眼前的选手是哪一位。

　　更有甚者，芒果TV不顾地方广电部门“严格控制未成年人参加真人秀”的规定，举办了名为《聚光灯下的我们》的综艺节目。

　　《聚光灯下的我们》第一次将未成年人的选秀，无衣裸地放在了聚光灯下，对未成年人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

　　这种诱导未成年人进行家庭化和过度娱乐的表演，计划了浮躁功利的教育观，助长了“学业无用”“明星至上”“成名等于成功”的风气。对孩子们的危害不亚于一颗的杀伤力！

　　综艺节目提高了收视率，极大地吸引了商人的目光，他们把投资的方向转移到这里，或冠名求名，或投资获利，或做策划扩大影响。

　　在综艺节目最火的2014年，《我们好声音》、《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儿》等节目的冠名费都创下历史新高，较上一年增加了一亿多元，策划收入更是一个天文数字。

　　出演影视剧看其劳酬不菲，但时间成本大，投入精力多，而综艺节目分分钟里就收入斗金，而且还加大了曝光率，谁不乐意去做呢？

　　于是，小鲜肉、一线大牌、乃至天王巨星都“下凡”到这里，轻轻松松地挣个盆满钵满。

　　2014年，黄磊在《爸爸去哪儿》中小露一手，2015年在《极限挑战》中的厨艺更为精湛，到2023年黄磊参演《向往的生活》时，已将厨艺展现得淋漓尽致。

　　谢霆锋担任节目中的“主厨”，他搜寻世界各地美食，为观众送上一份“饕餮大餐”，并穿插谢霆锋与好友的往事。

　　巨星的参与不仅提高了栏目的收视率，也带火了同款厨房商品，在香港引发了抢购潮，很多内地粉丝还专程到香港采购。

　　随之，杨颖、李晨、邓超、王祖蓝、郑恺、陈赫等出现在《奔跑吧兄弟》节目中；孙红雷、黄渤、小哥、张艺兴、王迅等在《极限挑战》中展示才艺；崔始源与刘雯、潘玮柏与吴昕在《我们相爱吧》的情感类节目里饰演夫妇。

　　《偶像来了》、《真正男子汉》等节目中，更是全明星出阵，几乎囊括了娱乐圈的大多明星。

　　明星与综艺的联姻演出了“资本疯狂砸钱、明星拼命抢钱、粉丝乐于掏钱”现代版的乱象大戏，它在“热闹”了综艺的同时，也使影视剧的质量严重下滑。

　　演员热衷于综艺，还有多少精力投入影视剧，他们饰演的角色也难免到有综艺的痕迹。

　　孙红雷曾饰演电视剧《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角色让人惊喜，但参加《极限挑战》的综艺后，被贴上了“极限三傻”、“颜王”的标签，看到他后来在电视剧中的扮相，都让人啼笑谐非。

　　这种现象对于社会风气的误导、对于娱乐圈乱象的泛滥，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了必须严肃整治的时候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