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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国政府官方数据统计，韩国2022年的生育率只有0.78，刷新自身2021年的纪录0.81，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虽然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包括东亚的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社会的少子化与老龄化，但韩国的情况尤其严峻。据CNN报道，从2020年开始，韩国的死亡人口就超过了出生人口，而韩国政府在过去16年间投入了2000亿美元资助新生儿家庭，改善生育条件，试图提高年轻人的生育率，效果始终微弱。
看起来，在冰美式和生小孩之间，韩国人选冰美式。如果钱不能解决生育问题，那么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关于韩国人不生孩子这件事，韩国综艺《我独自生活》上演了非常有趣的一幕。节目中，一位演员嘉宾展示了自己去幼儿园接两岁小侄女的日常，演播室里的其中一位主持人脱口而出：“还以为2018年开始就没有小孩出生了”。
主持人的打趣不是没有道理。事实上，韩国的生育率从2015年开始持续下跌，并在5年的时间内被其死亡人口超越。韩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只有11.8%的韩国人小于等于14岁，同时有16.8%的韩国人大于65岁，而这个趋势只会随着生育率的降低越发严重。
数据呈现的事实是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跌，孩子们也很少出现在除学校、游乐园以外的其他社会场所里。不止一家媒体报道，韩国有很多咖啡厅、饭店，甚至是图书馆都禁止儿童入内。
在《韩国先驱报》的采访中，一家位于首尔梨泰院的人气咖啡厅的主理人表示，不接受儿童是因为曾经发生过不好的先例。一些成年客人无法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导致咖啡厅原本的氛围被干扰，于是为了店铺整体的运营，最终做出“禁止儿童”的营业决定。
因为孩童往往喜欢乱跑、尖叫，行为难以被控制，诸多想做年轻人生意的饮食店铺都纷纷选择不让孩童入内，而由于孩童数量本来就少，禁止他们并不会对营业额造成太大影响。
《韩国先驱报》还报道了两则纠纷案例，在韩国的釜山和大邱，都有饭店服务员因为和乱跑的小孩相撞而导致小孩烫伤，虽然小孩也被裁定有错，但饭店方仍然需要承担大额赔偿。这类纠纷也成为一些饭店禁止儿童入内的依据。
当然，确实有各种案例证明小孩对店铺运营的潜在影响，但真正促使“无孩区”（no-kids zone）广泛出现的，仍是韩国社会，尤其是青年人，对公共区域育儿的不接纳。《韩国先驱报》列举了一组本地调查数据，在1000人的样本中，有六成多人认为设立“无孩区”没有问题，而在已婚已育的夫妇中，也有超过一半人持相同意见。
大部分设立“无孩区”的商铺禁止的是12岁以下的儿童，也就是说，至少要上完小学，完成初步社会化的青少年才有资格与成年人共处，因为到这个年龄他们大概能遵守规则了。而那些还没完成初步社会化的小孩，则被期待在家庭，一种私人场域，或者在学校，一种特定场域，接受社会化的规训。
不难理解，普通韩国人对“无孩区”的支持，是应对“熊孩子”的措施，因为有的孩子实在太令人头疼，所以作为消费者不想被打扰。多年持续下跌的生育率，也从侧面说明韩国人普遍对育儿的兴趣并不高。当越来越多人延迟或不生小孩，那么社会对小孩的接纳度自然会相对地下降，他们的需求也会被社会放置在更末端的位置。
这听起来是青年人在集体守护自己的阵地，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不被打扰的权利”似乎还有一种不容辩驳的正当性。但有韩国社会学学者指出“禁止儿童”背后更深层的性别不平等隐患，即在女性依然是育儿主要承担方的性别分工下，禁止儿童出入亦是禁止母亲出入。
一位青年议员Yong Hye-in持相同主张。作为一名幼儿的母亲，她不仅经历了生产和育儿的种种困难，还经历了带孩子外出被商铺拒绝的窘境。“无孩区”无疑加剧了年轻母亲被社会隔离的抛弃感。
究竟是厌童风气影响了生育率，还是低生育率催生了厌童风气，我们难以盖棺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两者互相作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成人的生育意愿因各种原因大幅降低，希望将社会资源和空间集中在自己身上，能包容孩童（及其母亲）的地方会随之变少，这间接增加了育儿难度，进一步抑制生育意愿。
虽然韩国政府每年都会投入大量资金补助产假、育儿假，但恐怕离打造一个家庭友好、育儿友好的社会环境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而低生育率所暗含的年轻人对生育的抵触，显然还未被触及到。
于去年上任的韩国总统尹锡悦，曾公开反对女权主义，他认为女权主义阻碍了男女发展健康的关系，否认女性背负的制度性不公。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越来越多韩国女性意识到制度性不公，有意或无意地加入女权主义的队列，并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实践自己的理念。
近日，因综艺《蹦蹦地球游戏厅》而走红的偶像歌手Mimi去参加一档网综时，说了一段引起热议的话。
因为事业上升挣到了一些钱，主持人问她以后是否有为男人花钱的意向，Mimi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他（未来对象）想要什么得自己挣啊。”实诚的回复引起哄堂大笑。主持人继续问到，假如到了纪念日，对方想买情侣饰品呢？Mimi接着说：“就是因为这些（纪念日）我才不想谈恋爱。”
在传统的社会期待中，女性总是被塞入求爱的角色，她们往往是需要男方呵护和送礼的一方。但Mimi的话完全打破了这种角色分配，女性观众对这番话的共鸣也说明当代女性已经从求爱的期待中走了出来。
Mimi的想法某种程度上是韩国“4B”思潮的一个缩影。4B，指四个“不”（“4B”里的“B”在韩语中是“非”的缩写）——不婚（主要是异性恋婚姻）、不生育、不恋爱、不发生性关系（主要是和男性）。“4B”思潮（或运动）主要流行于韩国女权主义者之间，虽然未必所有女性都会以“4B”自称，但确实有不少普通女性实践着四个“不”中的其中一个或几个。
她们与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一起，形成了一种鲜明的态度：我们不想和男人生活。最起码，不想在男人的标准下生活。
出版于2016年的现实主义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代表了很多韩国普通女性的境遇。她们如小说中的女主角金智英一样，从小看着家里的女性长辈被男性长辈压迫，甚至伤害。因此，就算不一定接受过女权主义思想的启蒙，许多年轻女性早早就感受到父权制下女性所受的束缚，于是长大后，她们选择退出。
退出的方式是多样的。有人选择少化妆或不化妆，穿衣以舒适为目的。剪短发也成了摒弃父权审美的一个象征。而更彻底一点的女性，则选择退出异性婚恋。
一位接受美国新锐媒体The Cut采访的年轻女性表示，不与男性结婚可以杜绝很多风险，包括牺牲事业、家暴。“不婚不育保平安”的背后，是韩国女性对社会体系的绝望——既然法律无法保护她们，那么只好从根源上远离男人。
2018年，一名25岁的女性因偷拍自己的裸模男同事，并把照片上传网络而被判入狱。该判决在当时引起了众多女性的不满，她们质疑韩国警方性别歧视，因为更泛滥的男偷拍犯极少能被抓捕入狱，甚至只需交点罚金就能释放。而在更早的2016年，一名男性在首尔的公共卫生间杀害了一名女性，给出的理由是对方无视自己。
作为一个文娱强国，韩国呈现给世界的面貌一直是光鲜亮丽的。它有成熟的偶像体系，附带着发达的美妆、时尚和医美行业。但光鲜的背后，是更沉重的容貌和身材焦虑。
此外，性别暴力的泛滥，包括性骚扰、偷拍、家暴，乃至谋杀，都迫使这个国家的女性与男性保持距离，甚至是断绝交往。“4B”思潮便是其中一种较为决绝的回应，实践它的女性不相信男性可以被改变，因此拒绝付出阐释性劳动，同时将男性划出自己的生活。你无法期待一个被推到悬崖的人，和推她的人说理。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于六月最新出炉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3》印证了韩国女性的体感——在146个国家中，韩国排名第105位，属于性别差距很大的国家之一。
在性别平等的议题上，很多韩国男性难以共情女性的处境，两性之间的观念水位存在不小的落差。最简单的一个例子，韩国男性不想结婚的理由有经济状况和女权主义，而韩国女性不想结婚的理由有家务分担、事业前途、家暴。显然，两性担忧的事情不在一个维度上。
性别意识的觉醒让女性意识到她们是结构性不公的承受者，揭露了压迫如何施加在自己身上。普通男性对女性处境的不理解和无视，扼杀了她们沟通的意愿。在无法改变结构的前提下，不结婚和不生孩子，是她们逃难的方式。
了解了“4B”思潮及背后的社会情绪后，就不难理解为何韩国政府持续投入资金提高生育福利，依然无法挽救韩国的生育率。因为女性作为人应得的安全感和尊重，并没有得到保障。
法国女权主义作家波利娜·阿尔芒热在《我，厌男》一书中，精辟地总结了处于异性恋关系中的女性的想法：
“女人们会去做心理咨询，会看书学习如何将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如何做到宁静祥和、和谐美满。我们分享精神世界，积极对话交流。我们定期运动、节食瘦身。我们整造型、做美容。我们不断进修，适时调整工作。我们八面玲珑，游刃有余。女人，在夜以继日地追求完美。”
大部分低生育率的发达国家中，过劳的工作文化以及大城市的高房价，都是阻碍年轻人结婚生子的重要原因。韩国也不例外。年轻人毕业后倾向去资源集中的首尔工作生活，而高强度的工作文化使他们鲜有余力组建家庭。对女性而言，虽然休产假和育儿假是法定权利，但长期离开岗位而带来的职场脱节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此外，很多年轻人把自我价值的实现放在工作上，而非家庭和育儿，“无孩区”的流行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佐证这种趋势。虽然各有各的不婚理由，但一致的是，家庭和孩子都是次要的，年轻人只想打拼事业，愉悦自己，专注于眼下的一亩三分地。这些都是例外于法规的隐形阻碍。
年轻人的自保心态或多或少来自持续恶化的阶级固化问题。从近几年爆火的韩国影视作品就能看出，难以实现的阶级跃升，是笼罩着韩国社会的阴霾——横扫奥斯卡的《寄生虫》和Netflix爆款《鱿鱼游戏》均建立在贫富差距的议题上。如果经常看韩剧还会发现，财阀作为反派出现的频率颇高，其代表的财富和权力时常是批判对象。
影视虽然是虚构，但能折射出真实的社会底色。据《韩国先驱报》报道，2018年韩国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自杀。从学业到就业到生存，不同阶段的社会压力轮番碾压在青年的身上，他们看不见未来生活变好的可能性，孕育新生命更是天方夜谭。理想的社会主旋律是“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但现实的主旋律是“先活着，别的再想办法”。
低生育率固然受多方因素影响，但性别不平等是绕不开的大山。当尹锡悦用公开的反女权立场吸引韩国男性以赢得竞选，成为新一届韩国总统，并宣称要关闭政府的性别平等部门后，两性的撕裂和对立已然成为这个国家难以回避的巨大矛盾。
在众多与韩国生育率相关的数据中，非婚生育率值得格外留意。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2020年韩国的非婚生育率只有2.5%，是经合组织中最低的一个国家。一位接受NPR采访的经济学者评论，“（韩国政府）不仅成功地阻拦了非婚生育，还成功地阻碍了人们结婚。”
所谓非婚生育，即没有合法婚姻关系的男女的生育。在传统的父权文化中，男女先结婚，后生子，是最被推崇的顺序。但在女性的性别意识更为觉醒的今天，显然，并非所有女性都希望与男性结婚，而婚姻和生育也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更多是一种文化脚本。
允许并鼓励非婚生育、单身生育，或许是提高生育率的一种方式，但从国家层面去推进并不容易，需要考虑的层面包括医疗水平、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文化。比如单身生育牵涉到女性冻卵、体外受孕等医疗手段，这就要求更高的生殖医疗水平。此外，相关法规也需要更新。
而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或许是改变进程缓慢的源头。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曾点出非婚/单身生育不被鼓励的原因：“对‘母亲’的最大侮辱是‘娼妇’、‘未婚母亲’，也就是在男人社会即父权制社会中没有登记注册的女人......父权制亦即决定女人和孩子的归属的规则。属于一个男人即在男人的支配和控制之下的女人和孩子，被社会分配一个指定席位；不是那种女人生出来的孩子，则不能在这个社会中得到登记。”
上野千鹤子的批判对象自然是当年的日本政府，但对于其他尝试改善生育率，却不愿发展单身生育的国家而言，同样适用。她一针见血地总结道，“比起孩子的出生，还是保护父权制更重要”。
基于父权制的家庭模式仍是社会主流，而止步不前的生育率，正是重新构想和探索新家庭模式的提醒。一部分韩国女性已经在想象和实践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了，她们与同，尽量只在女性开的店铺里消费，由此形成女性互助的链条。尽管人数不多，但至少表达了她们退出父权制的态度，是一种夺回自主权的呼号。
阻止人们结婚生育的不是结婚生育本身，而是结婚生育带来的后果——是无法负担的房价、学费，是被侵蚀的个人生活，是沦为附庸的恐惧。当然，还有个体对未来整体的预判。如果对制度的优化没有伴随社会观念的改变，宏观的社会前景不见起色，那么再多的投入也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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