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1年12月6日16：00

　　 嘉宾：外文出版社译文部副译审 韩清月

　　 简介：第二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本次研讨会颁发了优秀论文奖，我们非常荣幸地采访了获奖者之一，来自于外文出版社译文部副译审韩清月老师，她将为我们解读对外传播与中文文本写作的联系。

　　“中国访谈 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我现在是在南京，在第二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的现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本次研讨会优秀论文奖的获奖嘉宾，来自于外文出版社译文部副译审韩清月老师。

　　韩老师您好！首先恭喜您获得了本次研讨会的“优秀论文奖”，您论文的研究方向是“对外传播中文文本写作”这个方向，您从事的是一个翻译的工作，为什么会选择研究中文文本这个方向呢？

　　说到写这篇文章的缘起还要从我自己的工作做起。我从事中译外的翻译已经十多年了，最开始只是埋头做事，只要完成文字的转换就行。后来读了一些书，看了一些文章，就逐渐地认识到，我们作为一个中译外的译者不能仅仅关注于语言的转换，还要思考如何采用一种比较适当的方式和角度对外介绍中国。就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要讲究方式方法，对张三能说的话对李四说未必就合适，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换一个语气说才行。涉及到跨文化的传播，就更要注意我们的对象和方式方法。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跟外国人尤其是黑人打交道的时候不能拿人家的肤色开玩笑，这在西方文化里头是最忌讳的事情，这点常识在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我想我们的英语老师都提醒过我们。但是这样的事情偏偏就发生了，就出现在我曾经做过的一本外宣的书稿里，这个事情就促使我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常识为什么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外宣书稿里，我们的对外传播的中文文本到底应该怎么样写？让我感受更深的是，这个中文文本它从最初的策划到撰写，从编辑到审稿，乃至后期的英文翻译和改稿，中间经过了好几道关，但这个问题却一路被忽视，并遗留到英文定稿这最后一关才被发现。如果定稿人当时再稍有疏忽的话，这段嘲笑非洲人肤色的文字就会流传出去，后果就很难想象。

　　对，我们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中文文本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刚才举到的只是一个关乎中外文化差异的例子。中文文本存在的问题有很多，有的涉及中式思维和写作习惯，有的涉及中外文化差异，有的是涉及中译外项目的策划和协调。从我个人的工作体验来看，大家都不太重视中文文本的写作，通常都是把对内的文稿直接拿来给你翻译就是了，好像只要翻译成外文就能用于对外，就能实现传播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比如有的中文文本会存在一些常识性的错误，甚至政治性的错误，这必然会影响文本的可信度。

　　就比如，有的文本甚至他因为疏忽把党代会写成了人代会，这个就是很严重的问题。

　　对，这就需要我们再三地核实，认真地核实，本着一个严谨的态度，向外报道真实的中国。

　　还有的文本通常会存在一些空泛的大话、套话，引经据典、吟诗作赋，还会有一些夸张性的赞叹或渲染，这样子的文字会考验我们译者的外文水平。

　　其实这样的文本，对于中国人来说阅读习惯已经形成了，但对外国人来说可能不容易去读懂。

　　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直接给它翻译成外文的话，通常会让给我们改稿的外国专家感到难以理解，甚至难以忍受，他们就会建议让我们是不是换一个说法，换一个更客观、更平实的说法，或者进行删减，有的时候他们还会建议我们补充一些相关的信息，比如时间、地点和具体措施，或者是再增加一些解释，或者跟国外的事情进行类比，好帮助我们的外国读者理解。

　　对，这是我们在中文文本写作的时候很容易忽视的。中文文本的写作还容易忽视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外文化差异，刚才我举到的那个嘲笑非洲人肤色的例子很典型。涉及中外文化差异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不仅达不到我们对外沟通的目的，相反还容易引起误解乃至敌意。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对，是这样。除了文字这方面，我们的中译外项目的策划也很重要。我就在工作中不止一次地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一篇文章我们已经翻译好了，甚至它的文字很难，我们也通过查找资料，最终也完成了文字的翻译，都到了最后的阶段，要出版了，上面又来通知我们说，文章要拿掉，因为它的内容不适合对外。这一下，我们之前所做的所有的工作，都一下成了无用功了。那我就会想，如果我们最初做策划的时候能够把好关，能够确定好我们写作的方向，遴选好作者，跟作者说清楚我们的取舍标准，这样的话我们后期就不至于做无用功，浪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了。

　　从这些例子来看，您对中文重要性的感触很深，其实提到对外传播，好像一般人更容易想到的是翻译，您是怎么看的？

　　的确如此，现在我们国家提出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很多人认为制约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瓶颈是翻译，很少人会强调中文在其中要承担的责任。翻译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桥梁作用当然不可低估，非常重要，但我本人认为，一个中译外项目的传播效果究竟如何，首要责任在于中文文本，这也是我提交本次研讨会论文的主题。不论是对外的图书还是新闻报道，还是地方上制作的外宣资料和外宣片，通常的做法都是找一个中文文本做母本然后翻译成各种外文，如果中文文本存在各种问题的话，就会像击鼓传花一样，把这些问题传递给各个文本，这样以讹传讹，问题会更多。如果这个中文文本再不照顾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和信息需求的话，那就会给后续的翻译造成很大的难题。我们译者究竟是要严格按照原文本直接翻译成外文呢？还是对文字加以修改呢？而到了翻译这一阶段再想对文字大加修改已经很难了。

　　这就像我们做的一个游戏一样，一个信息传达给另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信息往往会出现小的改变或错误的传达？

　　就像我现在工作的外文出版社，我们近些年有一个很好的、正在运作的项目——“中国城际系列图书”。我们请一些西方的作者，深入中国的一些城市和地区进行采访和体验，然后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写成图书，这样就能够更增强图书的针对性。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已经被纳入这个系列丛书当中，市场反响也很好。而我们作为中国对外传播工作的“排头兵”——中国外文局，也已经连续多年举办国际出版选题策划会，就是请一些西方的资深专家和出版家来参与我们的研讨，给我们提出一些很切实的建议，从图书的选题策划开始，做好前期的市场调研。

　　作为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排头兵”，我们中国外文局近些年也连续举办了“国际选题策划会”，就是邀请一些国外的资深专家和出版家来参与我们的研讨，给予我们切实的指导，从图书的选题策划着手，提高对外图书的市场针对性。

　　我们今天举办的这个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云集了中外的专家，也可以算是一个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对外传播策划会。当然，我们邀请外国人参与其中的做法尽管效果很好，但是毕竟它是刚刚起步，规模和数量都不是太大太多，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工作的根本，就是要重视中文文本的写作，做好前期的工作，向我们译者提供一个近乎完美的中文文稿。

　　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叫“近乎完美”，中文文本怎么做才能达到“近乎完美”这样一个高度呢？

　　世界上的事情都很难尽善尽美，所以我用了一个“近乎完美”。近乎完美的中文文稿在我看来首先它信息要确切，要避免常识性的错误；第二它的文字要简洁，要客观；第三就是要关注中外文化的差异，选择一个适合外国受众所熟悉的角度，对外说明中国。其实就是要按照我们外宣“三贴近”的原则去做，这些都是对于文字的要求，另外我们还要端正态度。

　　要想做好对外传播工作，我们首先要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现在我们的新闻战线正在进行“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我们新闻报道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我们知道，文艺工作中也有一个指导原则，就是要弄清楚我们的文艺究竟是为什么人服务的，我们的对外传播工作也可以套用一下这句话，就是要搞清楚我们的对外传播工作究竟是为什么人服务的。

　　对外传播它不等同于对内报道，就像我们前赵启正先生所说的，如果作者用着中国人的心理，像给中国人写书一样，那一定会出问题。所以，我们的作者写对外传播的文稿时一定要时时记住，是给外国读者写书，要克服给中国读者写书的惯性。不过，内外有别的道理大家都懂，但要真正树立这么一种意识，并自觉地加以实践，确实很难，从口头落实到笔头，这样一个过程还很长。在对外传播工作方面，有两本书写得比较好，一本是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创始人和实践者段连城先生所写的《对外传播学初探》，另外一本是赵启正先生所写的《对外说明中国续编》。我本人从中受益颇多，也可以推荐给大家。

　　很高兴参加这么一个高端的理论研讨会，见到了我仰慕已久的专家，亲耳聆听到他们的发言，既高屋建瓴又富有针对性，对我国的对外传播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对我们未来的工作也有很好的指导。从“对外宣传”到“国际传播”，再到“公共外交”，这些词语的变化就说明了，我们所从事的这项事业，在我国的软实力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为一个从业者，我也深感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