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是人类最普通的信息传播以及交流方式。人类现有的传播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人际传播，一种是大众传播，谈话节目是最能体现两者结合的形式。 谈话节目起源于美国，电视史学家一般都把NBC的TONIGHT（1954年推出）看成是第一档谈线年的发展，电视谈话节目已经成为美国电视业的主力军，在节目播出总量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节目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新闻信息类、综艺类、人际关系、心理分析和日常生活类，以及为特殊群体专门设置的谈话类节目等。其中反映私人问题和非常规人际关系的娱乐性节目，是当今美国数量最大的谈话类节目，著名的有OPRAH WINFRE，DAVID LETTERMAN和JENNY JONES等等。

　　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起步较晚，从最早的《东方直播室》（1993年东方电视台推出）到如今不过8年的时间，而《实线年代中期。此后谈话类节目在中国迅速流行开来，这些节目包括《相约夕阳红》、《当代工人》、《读书时间》、《五环夜话》、《朋友》（中央电视台），《有话好说》（湖南电视台），《往事》、《财智时代》（湖北电视台）等等。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并非偶然。当社会舆论的宽容度可以达到电视谈话节目所要求的临界点的时候，中国电视谈话节目发展的黄金时期便到来了。

　　由于中美社会和文化背景存在很多差异，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中美电视谈话节目进行比较和分析，力图发挥美国谈话节目对我们的借鉴作用。

　　美国社会追求自由、崇尚冒险、信奉个人主义，正因为如此，美国谈话节目敢言天下能言之事，大到时事政治、国际态度、种族冲突，小到家庭琐事、性变态、吸毒、卖淫等，可谓诸事囊括其中，多选择新奇、刺激、有冲突的话题。这种选择的目的，是媒体为了迎合观众口味，提升收视率，以实现其商业利润。因此美国的谈话节目往往不以鲜明的价值判断和教育引导为前提，但常常让人耳闻目睹一些刺激、敏感或稀奇古怪的事情。例如JENNY JONES有一期节目话题是讨论少女卖淫的问题，7位少女在节目中充分展示了她们引以为荣的身体和用身体换取的钻石、衣服、钱……她们的母亲则表示出惋惜、激忿、无奈，该节目收视率很高，可见它涉及的性交易和家庭教育问题被美国观众普遍关注。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注重社会的伦理道德，主张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社会利益，这决定了中国电视台的主流并不把个体的人作为主要的关注点，更多强调宣传教育作用。某媒体负责人曾经说：“社教节目重在‘教’”。因此与美国谈话节目猎奇性不同，中国的谈话节目注重教育性、指导性和政治性，在观点上带有明显的舆论导向性，选题范围受到限制，讨论的主题大多集中在不太敏感的社会问题上。以《实话实说》为例，选题往往停留在一些社会热点和具有社会共识的话题上，如《小巷总理》、《下岗后应该怎么办》等，节目也算热闹好看，但是缺乏对个体层次的探讨和关怀。例如《聪明的烦恼》以两位大学生的成功、挫败、再成功的经历为情节主线，谈及我国教育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高分低能、综合素质较差等，但都只是掠掠皮毛、不痛不痒。

　　西方业界用一个词称呼主持人——ANCHOR（锚），说明了主持人在电视栏目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谈话节目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节目”，其风格与成败主要取决于主持人个人的风格与魅力。在美国，谈话节目几乎都是以主持人的名字来命名的，例如，DAVID LETTERMAN，JENNY JONES等，被誉为“谈话节目皇后”的黑人女主持人OPRAH WINFRE主持她的谈线多年。美国电视界选择主持人，看中的不是个人容貌仪表，而是学识、经验和幽默感，众多貌不惊人的美国主持人都有令人目眩的辉煌成就，因为内在素质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的，甚至因为更多的经验历练，使主持人的魅力如陈年老酒，愈久弥香。

　　相比之下，我国主持人在知识结构、社会阅历、幽默感三方面都稍逊风骚，原因在于：我国谈话节目发展的时间很短，没有产生出世界一流的谈话节目专业主持人。《实话实说》前主持人崔永元原本是一名记者，并非专业主持人，他的学识、幽默、睿智和平易，使观众淡忘了他毫无特色的容貌，而关注他的谈话内容。但是，《实话实说》现已失去昔日的辉煌，引发诸多思考。如今，随着谈话节目的大批涌现，我国急需造就一批知识丰富，灵活机敏，风格独特，富有感染力的主持人，至于年龄、性格、相貌等应当不拘一格。这已是中国电视界的一种普遍的呼声。

　　美国谈话节目的嘉宾身份并不固定，上至总统、国会议员，下至妓女、吸毒者，无论什么身份，来到节目当中，主持人都以普通人待之。例如前第一夫人希拉里来到DAVID LETTERMAN节目中，DAVID问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刺头”——

　　DAVID：你搬进了纽约，住进了豪宅，有没有发现每天都有傻瓜开车路过你家门口，冲你的房子大喊大叫？

　　主持人与嘉宾之间是平等的，交流才可能顺利展开；作为“当事人”，嘉宾才能表明观点，凸现谈话主题。

　　而中国谈话节目所邀请的嘉宾多数是名人或专家，他（她）们在节目中的作用是权威指导，提供建议，他（她）们是节目的“参与者”而不是“当事人”，这种区别大抵也是由于中美谈话节目的选题侧重不同所致。

　　由于嘉宾的状态不同，一方是“当事人” 一方是“参与者”，随之而来的差异便自然而然流露在他（她）们的言谈举止上：中国嘉宾常常是温文尔雅、不苟言笑，绝不会情绪波动、言辞偏激；而美国嘉宾往往会因为意见相左而“大打出手”。

　　美国谈话节目现场观众发言极为踊跃，他们或是触景生情发表感慨，或是为嘉宾出主意、想办法，或是以偏激的言辞陈述自己的见解，甚至在现场争辩谩骂。

　　例如JENNY JONES关于脱衣舞女的一期节目，观众以过分激烈的言辞辱骂嘉宾，以至于录音师不得不经常中断声音讯号的传输，有时主持人甚至成为观众和嘉宾共同攻击的对象。

　　与美国人迥然不同，中国观众在节目现场的参与性要弱得多，绝大多数人恪守“游戏规则”，“不让你说就不乱说”。主持人给的提问机会和谈话时间也很少，观众需要举手示意，得到许可后才能把个人见解娓娓道来，很少有激烈的言辞。但这种现象随着观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已经有了一些改变，例如中央二台的《对话》，有一期节目是《夫妻创业》，现场观众大多数是高校学生和白领人士，所以提问很踊跃，而且有些问题很刁钻、富有挑战性。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美国电视谈话节目追求新奇、刺激，表现出一些低级趣味，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根源在于美国传媒普遍遵循商业化的运作机制和竞争机制，其消极因素是不可忽视的。但得失皆源于此。正是美国的这种运作机制和竞争机制，使得他们的节目更好看，更富生命力，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所谓周期性，就是一个栏目总在每周固定的一天或者每天固定的时段播出。目前我国电视台都比较注重周期性，例如《东方时空》每天早上6：30—8：30准时播出，《夕阳红》每天早上8：30—9：30播出；湖北电视台的《书记市长访谈》每周五20：05首播，等等。日期和时间的固定有利于培养固定的观众群，或者培养收视习惯。

　　稳定性包括主持人的稳定和节目样式、风格的稳定。美国谈话类节目很少更换主持人，如果失去主持人，很多谈话节目宁可就此收场。TONIGHT（今夜）在40 多年的历史上曾经有过4位主持人，其中JONNY CASON 主持了整整30年。除了主持人相对固定，栏目样式、风格，甚至各板块的组成方式，也保持不变，这些都成为一个谈话节目的品牌标志和外部质量标准，为观众提供了信誉保证。

　　而中国各家电视台近几年却频繁改版。我认为有些栏目之所以开播不久收视率就直线下降，原因在于这些栏目是“克隆”之物，毫无新意，更无超前意识。湖南电视台的《玫瑰之约》在全国获得成功以后，各省电视台纷纷效仿，一大批婚姻、恋爱、家庭问题的谈话节目涌现在观众面前，有时候同一个时段，几个台都在“谈恋爱”，形成了“可选频道多，可看节目少”的尴尬局面。因此一个好的谈话节目，应该有一个好的策划团队，在话题选择、节目设置、板块风格、包装形式上都要有新意，如播出后有了一定影响，就不要朝令夕改，在坚守与创新中培植不倒的名牌谈话栏目。

　　美国谈话节目的话题涉及各种社会问题，大到国际紧张局势、经济危机和环境污染，小到个人的感情纠葛、心理障碍和生活困境，还有社会发展带来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的剧变，这些问题足以引起每个人的关注。美国谈话节目正是因为敢于触及所有严肃敏感的问题，并且直截了当地切入这些问题的核心，才会在广大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尽管美国谈话节目涉及的问题是严肃甚至沉重的，但都可以通过嬉笑怒骂的形式来表现，这种方式又无疑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润滑剂，对于生活紧张单调，而且总是要面对太多严肃问题的普通受众，确实有抚慰和放松的作用。

　　而中国谈话节目选题尽量规避风险与冲突较大的社会问题。话题内容决定话题当事人，因此必定会慎重选择嘉宾和观众，保持演播室的秩序井然、观点统一，不能有大的原则上的分歧和冲突。这也是我国谈话节目不能为观众普遍喜爱的一个原因。

　　美国谈话节目主持人，频繁出现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如赈灾、救助、捐赠等慈善活动；他们也经常参与有一定影响的颁奖典礼，DAVID LETTERMAN曾做过奥斯卡的颁奖嘉宾；有些主持人参与电影、电视剧的拍摄，OPRAH WINFRE就演过电影。美国VANITY FAIR MAGAZINE这样评价OPRAH WINFRE——“她在文化上的影响远远超过大学校长、政治家、宗教领袖”，1998年OPRAH WINFRE被誉为“美国最受尊重妇女”，排名第二，仅次于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其得票数甚至高于前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

　　中国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参与社会活动的难觅其踪，只有一些娱乐节目的主持人，例如湖南电视台《快乐大本营》主持人李湘，参与了电视剧和广告的拍摄；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主持人曹颖拍摄了几部电视剧，名声大噪。这种包装主持人，宣传栏目的方式，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呢？

　　美国电视谈话类节目采取的是纯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利润是美国谈话节目的最高指挥；中国电视谈话类节目强调正面宣传功能，教育是中国谈话节目的最高主旨。

　　结论：中美电视谈话节目有区别是一种正常的电视形态，但电视产业化运作是大势所趋，我们惟有顺应之而不可背离之，这又是不容回避的选择。而如何作好这篇大文章，还有待于中国电视界付出艰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