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京报传媒研究开设的传媒客厅中，王瑞锋讲述了他闯荡“江湖”的见闻，也为大家解答了诸多疑惑：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王瑞锋揣着一张火车票和一沓现金，肩背迷彩包和“锅碗瓢盆”，在火车上站立了一夜，北上做新闻。凭着脸皮厚、敢吃苦、不要命的闯劲，2011年4月，新京报成立调查暗访组时，他应聘并开始了游走“江湖”的生涯。

　　早年做调查记者时，他像一位在不同身份、不同地点间切换的游侠：暗访救助站期间，他扮成流浪者模样横躺在雪地里；和调查对象周旋，他用过各式各样的的假名片，像是北京XX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王凤兵；北京7·21暴雨，他独自徒步20多公里抵达河北野三坡重灾区报道……

　　2018年，出差中的新京报记者王瑞锋坐在马路边吃午餐，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摄

　　2013年，他被派往雅安地震灾区报道，一待25天，有次在没有充足休息的情况下写稿，等到交稿时，才发现两个小时内已不知不觉吸完两包烟，后一阵反胃，从此戒了烟。“写稿的过程像生孩子，每一个字都痛，写完之后才会有种解脱”，他形容记者是一个焦虑的职业——采访焦虑、写稿焦虑、遣词造句焦虑，一直处于焦虑状态，只能靠自己来调节。

　　“35岁以后能去做什么呢？”谈及未来的计划，王瑞锋有些迷茫：”白发记者在国外很多，在中国很少。“一些来自现实的压力和诱惑，让国内媒体行业的人才流失与迭代速度变快。曾经的同行渐渐离开了这个行业，不少去到高薪的互联网企业，也有人抛来橄榄枝，他开玩笑说：“要是马云非要让我去给他接班，那咱可以考虑。”

　　然而，新闻唤起的热情似乎是不能以惯常眼光估量的。虽然脚步已经踏遍大半个中国，王瑞锋还是喜欢“跑来跑去”的状态：“一线能更直观的感受到整个中国的变化，看见普通人的爱恨情仇，我想在一线继续做下去，不舍得离开。”

　　A：中国的古代驿站有骑马送信的“驿吏”，记者不是吏，吏已经是有官职身份了。我把记者定义为“驿胥”，驿本身是传递信息的，胥是古时候一种半官半民的小差役。如果做调查的话，就更偏向侠客一点，当然你也可能搞敲诈勒索，那就是很坏的那种。

　　我认为做记者，最重要的首先是人品正直，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中，就是不能对证据调查不够就掺一些合理想象，这容易出烦，要下足功夫，对每一个新闻当事人负责。

　　Q：您已经做记者十多年了，突发、暗访、调查都有做过，早期的经历对后来有何帮助呢？

　　A：作为一个职业记者的话，最好是一个多面手，什么类型的报道都得做，从业经历丰富了之后，再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面，成为在一个领域里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型记者。做突发、暗访的经历，帮助我积淀了大量采访经验，锻炼了随机应变的能力，为后来做调查夯实了基础，不然可能会出现采集不到核心信息的情况。

　　Q：有句话说“记者最宝贵的两个品质：敏感与抽离。敏感产生共情，抽离让你成为上帝。”您认同吗？

　　A：认同。抽离是为了保持报道和采访的客观性，不能因为同情当事人，就在写稿时不加甄别，对他所有话一门心思相信；敏感能够让你更深入的挖掘人物内心。在做《为父追凶25年》那篇报道时，两姐妹在坟头哭，我也一起哭得稀里哗啦，但写稿时会冷静克制。这需要自己找到快速调节转换的方式。我很同情你，但是你说的每句话得有证据才行。

　　A：特稿需要营造一个气场，用足够多的细节来围绕主题运行，留下与主题丝丝相扣的细节。像电影的每一帧镜头都是有用的，特稿中的细节要么是展现他人物性格，要么是和接下来的情节相关。

　　对细节的捕捉上，主要是靠敏锐的观察，留意到一些特别之处时，尽量穷究采访对象，不能凭自己感觉。筛选细节的过程就像炒菜，那些无用的细节就相当于是菜根或者要丢掉的菜叶子，略去无用的细节，剩下有用的细节。

　　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优秀的特稿记者，顶多算一个正在学习的小学生，这只是我的个人理解。

　　A：关注社会的失范现象是新闻的职责，特稿写作也遵从新闻的大规律。记者虽然不能像警方一样定性犯罪的直接原因，但我们希望通过文字给大家尽可能的还原一个人可能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深渊的。最终把一些事实呈现给大家，去探究一种反社会型人格的形成原因，共同反思怎么去弥补，防止下一个悲剧的发生。

　　A：避免“模板化”写作，主要是要找到切入的角度。有时，虽然同题材的稿件脉络是一个类型的，但你最终是要靠细节来打动人的，靠细节来体现差异，而每个细节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A：特稿能够产生叩击一点回声四方的效果，像往你的心海里边扔了一个小石头一样，存在潜移默化的力量。看完这篇稿子之后，读者的心灵能够有一个小小的、真正的触动，哪怕这一句话让读者觉得很开心，或者是小伤感，产生共情，我就非常满足了，就觉得这稿子很值。

　　特稿采访追求的细节非常细致琐碎，通过记者的观察来获取的。文字就像一个个小石子一样，扔到河里冲刷完之后沉下去的那一批，而影像就像一眼能看到的波浪。

　　A：我认为视频和文字的受众是两波人。视频的优势是直观，不需要描写，甚至不需要提问，一个镜头过去，大家都知道了。视频也可以和文字结合报道，现在剥洋葱已经在做这样的尝试，效果很不错。

　　Q：作为记者，经常免不了进入危险的现场，接触大量边缘与。如何平衡和疏解自己的心态呢？

　　A：只能靠自己排解，我自己的话就是喝喝酒，写写散文、打油诗，玩游戏。刚入行做突发新闻时，看到一些悲惨的现场会有冲击，但后来做得久了是不是就不震惊了？不是，是心软了，见到苦难的东西不忍心看了。新闻反而先把自己给融化了。

　　张海超作为当年开胸验肺的新闻人物，后来离了婚，独自抚养女儿，现在开公交车，每天还要吃100多块钱的药来维持生命，作为一个中年男人的困境是张力很足的。

　　张海超收车后在场站的水龙头前洗手洗脸，换过肺后，肺很脆弱，容易被感染。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摄

　　我对这篇稿子在文字拿捏上比较满意，里边有一句话“命运就像公交车，张海超始终是那个没座位的人。”这个意象是我对他命运的理解。

　　2018年，新京报记者王瑞锋坐在张海超的公交车上，体会他开车时的感觉。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摄

　　采访时，张海超每天早上7点开公交车，晚上10点结束，我就在他公交车上站三天，这三天我可以观察他，他怎么跟乘客交流也是一种采访。如果我待在宾馆，等他休班的时候再跟他聊，细节的把控就少了。

　　柏油路起伏不止，像是贴在海浪上。连绵不绝的上坡下坡，11个高中生和班主任兰会云穿着红色亮眼的骑行服，在公路上，如同12条小船。

　　2019年6月，山西朔州的高中老师带着11个学生骑车去上海，听起来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这个过程有点像电影《菊次郎的夏天》和《死亡诗社》。写这样一位老师，我希望让大家看见他背后一种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方式。

　　2019年6月12日，山西朔州朔城区一中633班班主任、地理老师兰会云要带着11名高中毕业生，从朔州一路骑行到上海，总行程1800多公里。受访者供图

　　一般大家想象中的高中老师是古板严厉的，学生苦于应试教育，但这位老师的教育理念和所有人格格不入，采用的教育手段是非常活泼的，比如其他班级都在闷头做试卷时，他允许孩子们大雪天大雨天出去疯跑，让喜欢画画的学生涂鸦校园的井盖，包场请学生看电影，是一个很有想法的老师。很多特立独行的老师可能会失败，但幸运的是兰云会成功了，他带的是差班生，三年之后成绩却是最好的。

　　写这篇稿子时，我全程跟进了16天，在河南鄢陵买了辆自行车，加入骑行队伍，跟师生们边骑边聊。每天在一起，还能观察到老师的一些动作语言、跟学生如何交流，这些都可以透露出一些信息。相比在终点等着，这个过程很累，但全身心的投入会有更真实的理解，可以深入人物的内心。

　　报道刊发后不久，兰会云老师告诉我，起初他在河南鄢陵看到我微胖的体型和业余的山地自行车，觉得我只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记者，所以并不打算跟我深入交谈。一名学生也告诉我，他们根本不相信我能跟着一起到上海。

　　2019年6月28日晚，学生们到上海明珠塔下参观。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摄

　　王瑞锋，新京报深度报道部首席记者。在新闻一线深耕十余年，期间做过突发记者、调查记者、特稿记者，代表作有《刺死辱母者》《“肺奴”张海超》《一起骑车去上海：1800公里的毕业季》《兰州大学脑瘫旁听生：数学世界里的追光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