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贯彻习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打造理论特色鲜明、湖湘特色突出、新媒体特色明显的网络理论宣传品牌，湖南省重点新闻网站星辰在线特色网络理论平台《湘》特联合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推出《湘师大社科》专栏。希望通过权威期刊与重点网络理论平台的联合，刊发推荐一系列优秀的学术研究作品，推动优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专硕中心主任，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留英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媒介与青少年、家庭传播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项、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项、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1项。出版学术专著《青少年的手机使用与家庭代际传播研究》《家庭传播学视域下的青少年网络风险防范与引导研究》2部，在《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编辑之友》等期刊发表论文49篇。

　　相比国外家庭传播研究议题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规范成熟，29种家庭传播理论层层推衍，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家庭传播研究存在结构碎片化、历史感缺失、理论反省缺席和研究视野狭窄的状况。通过强调问题意识、坚持历史视角、呼唤批判视角和采取对话视角，方能弥合中外家庭传播研究的“知沟”，实现中国家庭传播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助力中国传播学的范式转型和脉络扩展。

　　家庭历来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主要的组织单元，是重要传播现象的发生地。家庭传播(family communication)塑造了现实生活每一种语境中的互动方式。大多数人是先在家庭中学习如何传播，家庭传播质量对个体的幸福和家庭生活美满极其重要。它既嵌入社会变革大潮之中，映射出时代精神与社会特征，其变迁过程又推动着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变迁。

　　与传播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家庭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70年代，植根于传播学以外的领域(如社会学、心理学、家庭治疗等)，脱胎于传播学内部的专业领域(如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因其对传播学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贡献，逐渐成为传播学的分支学科，其丰富并拓展了传播学的内涵和外延。相比于国外研究日益发展成熟，家庭传播研究在中国仍是刚开始拓荒的学术洼地。

　　那么，家庭传播研究的国际前沿走向是什么?中国家庭传播研究存在什么问题?如何与世界对话，并进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回答这些问题，从理论意义上看，有利于反思中国家庭传播研究发展存在的问题，促进家庭传播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从实践意义上看，有助于明晰急剧转型期中国家庭传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引导中国家庭传播实践，解决中国家庭传播问题，促进家庭及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国外家庭传播研究经历了从孕育萌芽期(20世纪5070年代)、发展壮大期(20世纪80年代)到日臻成熟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几个阶段。2001年创刊的《家庭传播期刊》(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JFC)(季刊)，是家庭传播领域公认的权威期刊，也是迄今为止刊载家庭传播研究最多的专业期刊。因此，本研究在EBSCO数据库选取该刊自创刊(2001年)到2022年，这21年来的84期454篇家庭传播论文，从研究议题、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分析。

　　家庭代际传播是国外家庭传播研究的经典议题，主要包括亲子之间和祖孙之间的传播。

　　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人际关系，因此亲子沟通研究在国外家庭传播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与国内亲子沟通内容主要是学习和生活的单一议题不同，国外亲子沟通既包括政治选举、生育选择、信用卡消费、宗教信仰等日常家庭话题的讨论，也涉及性、酗酒、药物滥用、同性恋、虐待、死亡等敏感话题的沟通。

　　亲子沟通对子女的健康成长影响深远：在家庭沟通模式对幼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中，父母认同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家庭沟通模式对幼童自尊和感知压力的影响中，父母认同和情感分别起到部分中介和完全中介作用。父亲在孩子的性发育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父女之间的性交流很少且尴尬，但会对孩子的性信仰、性态度和性行为产生影响。来自多元型沟通模式家庭的年轻人比来自保护型、放任型和一致型沟通模式家庭的年轻人有更高的自尊和更低的抑郁。女性自杀的想法受到特定家庭沟通模式(父亲强调服从，母亲传达出强烈的完美期望)的显著影响。

　　在亲子双向互动过程中，历经亲密感、疏离感和冲突，甚至抛弃感。支持性父母沟通对亲子之间的亲密度有显著的间接影响。跨文化比较研究发现，亲子冲突处理策略受文化差异的影响。有研究运用自我民族志方法，从叙事理论、关系辩证法理论视角对“我”的身份进行了重构，解释了为什么“我”的母亲在“我”还是婴儿时抛弃了“我”。

　　多样化家庭类型(核心家庭、单亲家庭、再婚家庭、同居家庭、收养家庭等)的亲子沟通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继父母迁就不足和迁就过度的感知预测了继子女在互动中的迁就行为、对话满意度、关系亲密度和共享家庭认同的感知;继子女与继父母共享家庭认同的认知与他们对混合家庭生活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家庭内聚力与被收养人适应之间的关系受收养沟通开放程度的调节，而与沟通灵活性无关。为移民家庭、种族家庭、难民家庭、LGBTQ家庭(lesbian,女同性恋;gay,男同性恋;bisexual,双性恋;transgender,跨性别;queer,非异性恋或不认同出生性别的人)等边缘家庭发声更是得到家庭传播研究者的充分响应，《家庭传播期刊》还特地为此开设专刊。来自难民父母的调查显示，文化适应程度较高的父母对孩子的投入程度更高，也会鼓励孩子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女同性恋/男同性恋父母，采取一种开放、微妙的方式与收养孩子进行青春期问题的沟通。

　　由于家庭传播研究早期源于家庭治疗，因此家庭代际健康传播作为家庭传播的重要问题得到了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如子女通过相互支持、牺牲、顺从、避免敏感话题和投射情感力量来传达对有慢性健康问题的父母的理解。在与阿尔兹海默症父母的沟通过程中，失去、否认、焦虑、外表和关怀等主题复杂交织。家庭沟通环境和隐私管理对遗传癌症的风险沟通具有重要作用。

　　进入数字媒体时代，家庭场域的亲子沟通不可避免地经历着数字化重构，媒介与家庭代际传播也因此进入了家庭传播研究的视野：有研究从沟通隐私管理的角度探讨年轻人倾向于接受父母的Facebook好友请求，并很少对隐私规则进行限制性调整。在餐馆吃饭时，父母和孩子的面对面交流通过使用手机联系起来，产生四种面对面亲子互动模式。对新加坡20个家庭的41名家长及其子女的深度访谈显示，孩子和父母对父母介入策略存在认知分歧：家长认为他们与孩子就数字媒体进行了交流，并积极介入孩子的数字媒体使用，但是孩子通常认为这些对话是指导性、单向交流，学业优先是家长限制和减少儿童使用数字媒体的主要原因。

　　国外祖孙之间的传播研究虽远不及亲子沟通研究充分，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孩子父母由于生病、精神问题、监禁、吸毒、少女妈妈等无法照顾孩子，美国祖辈和孙辈共同居住并由祖辈承担主要照顾角色的“隔代抚养型家庭”(grandfamilies)越来越普遍。于是家庭传播研究者开始从祖孙双向互动的视角，聚焦隔代抚养中出现的传播角色、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效果等问题。

　　通过对380名美国祖父母的调查发现，祖辈作为孙辈朋友的角色期待与更开放/更少控制的互动，以及更令人满意的家庭关系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对话型家庭沟通模式在发展高质量的祖孙关系中具有强大影响。祖母角色受到特定文化制约，相比中国祖母们认为自己是临时照顾者，她们乐于管教不守规矩的孙辈，并劝告儿媳;欧美祖母们认为她们自己不是严于律己的人，她们的角色是孙辈的同伴，向儿孙提建议是有问题的。祖辈的沟通行为与孙辈对该行为的评价以及关系满意度二者之间的关系均受共享家庭认同感的影响，尽管这种认同感是起调节作用还是中介作用仍是个问题。迁徙儿童与其祖父母之间的跨代交流状况取决于家庭关系和具体的迁徙背景，但也会根据新出现的因素(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变化。

　　祖孙辈情感量表(法国版)的信效度测量，为研究祖孙情感关系提供了可靠和有效的测量工具。这些研究对中国应对老龄社会挑战，解决留守儿童隔代抚养问题无疑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从求爱到婚姻是家庭传播研究的一种新发展模式和方法论批判，涵盖了从婚前恋爱、结婚、初为父母、离婚、再婚的各个生命周期历程，改变了以往静态的以变量为中心的视角，转向更具发展性的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情侣之间现有的紧张恋爱关系，需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当情侣变为夫妻时，婚姻承诺是夫妻双方通过沟通共同建构和维持的一种现象，关系维护行为能预测婚姻的满意度。婚后关系易出现的三种辩证矛盾，为自主VS联系、开放VS封闭、可预测性VS新颖性。在日常互动中，夫妻为实现家庭劳动任务分配进行了公平抵制与公平恢复策略的沟通。

　　当初为父母，孩子却不幸流产时，夫妻讲述流产的故事可划分为七个主题：失去希望、事实、时间治愈、有益的支持、无益的支持、谨慎乐观和内疚/羞耻，主题不同的夫妇比主题相似的夫妇对关系的满意度更高。近二十年来，夫妻自愿不生育现象引发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人们对不生育夫妇之间的互动过程知之甚少，因此家庭传播研究者聚焦自愿不生育夫妇在做出无子女决定时所采取的独特沟通途径。

　　当夫妻关系出现危机时，从实验室夫妻情感冲突讨论的录像带进行面部情感编码，可以预测夫妻对于关系的认知，如果丈夫或妻子的情感表达水平低于伴侣，他们的婚姻满意度会受到负面影响。夫妻历史关系叙事(被配偶的负面情绪淹没、孤独、抑郁症状和三年期间婚姻满意度的发展轨迹)可以预测婚姻破裂。夫妻提高对互动式实践的理解，能够对抗中年逆境，提升夫妻的恢复力。

　　对于特殊夫妻群体传播的关注，体现了国外夫妻传播研究对象的细分化，如缺乏亲密和沟通是与被监禁的伴侣维持关系的障碍。又如对学术情侣的求职故事进行分析，关注他们如何通过叙事表演共同理解职业事件，使他们的经历对自己和他人都有意义。

　　兄弟姐妹关系是最亲密、最持久、最麻烦和最矛盾的关系，因此国外家庭传播研究者主要聚焦兄弟姐妹之间的传播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影响。

　　有研究探讨了成人初显期兄弟姐妹的承诺(有形支持、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尊重支持、网络支持、日常交谈、共同活动、语言表达、非语言表达、保护和亲密玩耍)对关系和沟通满意度的影响。从沟通和文化角度分析双胞胎的亲密关系沟通，既类似又不同于独生子女家庭。兄弟姐妹之间关于酗酒的沟通会影响其饮酒行为。离婚后兄弟姐妹的相互支持，能够帮助他们抵抗家庭破裂带来的压力。自杀者会对其兄弟姐妹(被遗忘的哀悼者)产生巨大影响。

　　兄弟姐妹传播研究丰富并扩展了家庭传播模式理论，同时也佐证了兄弟姐妹的影响固然重要，但亲子关系仍然是影响青少年成长最重要的因素。

　　除了核心家庭关系之外，姻亲关系更加复杂多样，相关研究虽然不多，却从传播隐私管理理论、关系辩证理论、多目标理论等研究视角探讨了如何管理姻亲关系。

　　姻亲关系是随着新来者进入一个家庭群体时所产生关系张力的社会化阶段。关系辩证法分析表明，此阶段经历了融入/隔离(既想融入彼此原生家庭，又想成为独立实体)、传统/独特(必须适应家庭规范，又想保持独特性)、表露/隐私(既要与家人分享婚后生活，又想保留自己的生活隐私)的外部辩证张力。管理这些关系张力的策略包括调解与公婆(岳父岳母)之间的沟通，同时寻求成年兄弟姐妹之间更密切的直接沟通。公婆(岳父岳母)与子女之间要注意管理隐私边界;关系不确定性与家庭内群体地位、关系满意度呈负相关。这些研究都为新婚夫妇和双方父母在大家庭的角色转变方面提供了实用的建议。

　　除了应用家庭传播研究解决家庭的现实问题之外，家庭传播学者还致力发展家庭传播理论，指出家庭传播的学术价值在于关注家庭中个体的福祉。迪茨(Deetz)的概念框架为家庭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包容和全面的视角，因为该框架的流动性质将知识定位为存在于两个相互关联但不同维度(共识/异议、精英/本地)之间和内部的流动，允许研究不是非此即彼，从而产生了内在更完整和包容的知识。女性主义为家庭传播研究提供了权力交叉分析的框架来揭示家庭中的性别问题。对家庭话语是什么和做什么的理论化探索，对批判家庭传播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家庭沟通模式理论中的服从定向通常会被描述为消极的家庭因素，但是研究者最新发现，父母可能会主张温暖服从行为(即父母以温暖和亲密的方式交流他们的想法)，而不仅仅是遵守等级和规则。没有一个理论像自然选择理论那样，能够解释家庭关系沟通行为的变化模式，而且能深入解释家庭互动的诸多方面，但是该理论在家庭传播研究中却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家庭传播有三种基本的元理论话语：后实证主义视角(post-positivist perspective)、解释视角(interpretive perspective)和批判视角(critical perspective)。后实证主义视角是探究想要解释和预测现象相关的理论和可验证的假设，包括涉及变量如何关联、因果关系或功能;在其理想化的形式中，从理论推导出可验证的假设。解释视角重视参与者的观点，即被研究者的视角和语言选择;理论侧重于意义和意义的形成，并在研究特定群体或语境的成员之间寻找共同的意义模式。批判视角则是把家庭看作一种社会/历史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各种权力斗争;它主要关注：(1)权力议题;(2)坍塌的公私家庭二元对立;(3)批判、抵抗和/或现状的转变;(4)作者自我反身性。批判学者会关注不同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诸如个人主义和父权意识形态)在个人认同中的作用，并且经常关注少数族裔、非精英的社会阶层，如LGBTQ家庭等。

　　在这三种不同研究范式下逐渐衍生出不同的理论，这些嵌入元理论话语中的理论，标志着家庭传播研究日臻成熟，有效地指导家庭传播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代表性理论有29种(表1)。

　　对于家庭传播研究而言，研究者应如何以动态视角考察多元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除了语言和非语言传播之外，还有哪些因素是家庭传播行为的组成部分?丰富的生活史、不同家庭类型以及无穷无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技术力量冲击着家庭，如何分析不同家庭成员潜在的不同观点?

　　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家庭传播研究采用了量化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法、内容分析等)和质化研究方法(日记访问法、深度访谈法、自然观察法、焦点小组、想象互动法、民族志、扎根理论、现象学、叙事研究、参与性行动研究等)。近年来，质化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家庭传播研究者的重视，因为家庭内部的传播问题复杂多样，相比量化研究方法将研究者作为客体，将社会现象数据化以追求客观的研究结果，质化研究方法的开放式归纳演绎，对社会现象的深入解释性理解，更能诠释家庭内部复杂的传播互动。

　　经过将近五十年的发展，国外家庭传播研究日臻成熟，已然发展成为传播学的中坚力量;对应观之，中国的家庭传播研究仍处于艰难的起步阶段，存在着想象力缺失，即结构碎片化、历史感缺失、理论反省缺席、研究视野狭窄的状况。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曾质疑过度碎片化的社会调查研究，质疑它们能否自发集聚起来实现整合。他指出，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始终保持着一股冲动，去探究置身于社会和时代背景下，被赋予品格和存在的个体，在社会和历史两个维度上各蕴含着何种寓意，思索其所处社会的整体性现实及其背后的根本性结构。

　　中国家庭传播研究也不例外。虽然近年来家庭传播研究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从总体来看，其陷入了碎片化的“结构”之中，即只埋头于对中国家庭传播过程中微观层面问题的研究和对各种片段的详细叙述，如大多数研究聚焦家庭数字代沟和数字反哺、社交媒体上的亲子互动、父母对孩子的媒介干预，但仅仅是用抽象的数据统计方法对其进行简单叠加，而忽略其所嵌入的社会结构及其所连带的政策性问题(如中国“家庭本位”“家国同构”的儒家传统文化，家庭政策的变迁，特别是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虽然目前的研究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但未将其放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大传播语境中剖析整体性的变革，结果必然导致家庭传播问题研究沦为琐碎的研究。

　　而中国家庭传播过程中的各种看似片断、偶然和孤立的现象，实则与社会发展的大态势联系紧密，社会变迁在家庭传播进程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家庭传播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轨迹的反映。因此，只有实现视角转换，将家庭传播放在特定的社会变迁进程中去分析，将其与中国社会的宏观结构变迁联系起来，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去思考同一个现象背后的多个结构，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结构起了作用，是否忽视了其他结构的影响，才能够更深刻、更全面地认清各种家庭传播问题的本质。

　　如果说结构表现的是横向差异，那么历史体现的则是纵向差异，也就是时间秩序。米尔斯认为历史感(时间性)也是想象力的一部分;具备想象力，除了可以让我们从微观事实入手，宏观上着眼之外，还可以让我们关注历史事实，意识到历史的重要性，对历史事实有所洞知，从而看清事件背后更广阔的历史舞台。

　　家庭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被不同的历史所裹挟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发展;其传播语言、传播观念和传播文化都来自既定的社会，而整个社会秩序又是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当前中国家庭传播研究大多从微观实证资料去分析家庭传播问题，倾向于对当代有限传播情境做静态或短期的研究，似乎某种传播心理或传播行为是突然出现的，或是从来就是如此的，而甚少将其放在家庭传播史中进行思考。历史感缺失的家庭传播研究，不具备历史视野，缺乏对历史结构的分析，会割裂家庭传播的发展脉络。只有将家庭传播放在社会历史背景中研究，才能真正地理解家庭传播问题的根源所在。因为家庭是社会和历史汇总的缩影，必须通过它与社会、历史结构之间密切、错综复杂的关系来理解它。

　　学科建设步履艰难的中国家庭传播研究，目前仍然停留在引介西方理论与研究方法阶段，大多数研究均是国外家庭传播研究理论(如家庭沟通模式理论、父母介入理论、传播隐私管理理论等)+中国案例，与国外家庭传播研究范式并无明显差异。虽说中国家庭传播研究在发展初期可以先模仿，但是一味地模仿引进，鲜见系统的理论建构，缺乏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树与学术自觉，将会影响中国家庭传播研究学术主体性的建构。究其原因，在于我们一方面未能很好地对国外家庭传播理论融会贯通，另一方面缺乏对本土家庭传播思想的深入研究，未能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思想智慧。

　　国外家庭传播研究理论往往是研究者根据所在国对象建构的，再加上是由具有国外文化心理结构的研究者提出的，这些特定的文化心理特质和认知模式必然会在家庭传播理论上体现出来，因此国外的理论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适用范围有限。其移植到中国以后，有可能出现与中国情境不相适应的状况。正因为如此，中国家庭传播研究者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借鉴国外家庭传播研究理论，同时不断地对自身理论进行反省，探索出适合本土实际的家庭传播研究理论体系。

　　相比国外家庭传播研究议题的多元化，国内家庭传播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与传播学其他分支研究相比，其研究议题数量是极少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

　　中国的家庭传播理论研究非常薄弱，亟须扎根中国本土文化，从传受双方、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效果、传播情境、传播史六个研究方向，建构中国家庭传播研究的学术主体性。郭建斌提出“家”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可以为中国传播研究带来全新的“问题空间”。

　　目前国内家庭传播研究主要集中于亲子沟通研究，数字技术日益嵌入家庭生活，亲子之间的数字代沟和数字反哺问题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亲子互动也从传统家庭互动模式向数字家庭互动模式发展：社交网络中的亲子互动是一种基于能动性的数字亲密关系，既制造了亲子之间的数字区隔，也减少了亲子冲突;远距离的数字沟通，使得亲子沟通展现出媒介化、虚拟化和表演化的新表征;在家庭传播隐私管理中，自我披露与边界管理应达成一定的平衡与和谐。良好的亲子沟通和关系维护，不仅有助于留守儿童的成长，还会帮助他们解决社会适应过程中的种种不适;平等、和谐、多元的亲子沟通，能够预防与减少青少年抑郁风险;改善家庭沟通模式，采取父母积极介入策略，能够有效地减少孩子青春期网络霸凌。

　　家庭仪式传播是以亲情传播为机制，以家庭伦理传播为核心，同时渗透着意识形态活动。微信红包作为一种具有仪式性的家庭互动游戏，改变了以往传统的纵向家庭伦理关系，消融了家庭与社交的边界，解构了家庭节庆的神圣空间。

　　媒介形象是人们认识社会的重要途径，历史纪录片通过讲述家庭故事，实现传播赋权。家庭伦理剧以平民化的民间叙事方式，讲述中国普通家庭故事，凸显日常生活意义和人的生命价值，但有时会过于放大家庭传播的负面问题，妖魔化家庭角色，营造“拟态环境”，遮蔽了社会现实。

　　综上，我国家庭传播研究视野比较狭窄，且呈现自发、松散、碎片化的特点，主要聚焦亲子沟通，而鲜有关注其他类型家庭传播问题，也缺乏从生命历程周期对家庭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急剧的社会变迁对家庭造成了巨大冲击。家庭劳务分工的夫妻沟通，家庭权力与资源分配的沟通，母职、父职对家庭传播的影响，女性生育疼痛的家庭传播，临终关怀的家庭传播，适龄青年婚恋观的家庭代际传播等议题不断涌现。从传统社会以扩大家庭或联合家庭为主的“大家庭”，到现代社会的核心家庭、单亲家庭、扩大核心家庭，再到近年来丁克家庭、空巢家庭、隔代家庭、失独家庭日益增多，社会流动性增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流动家庭或留守家庭，进一步加大了家庭风险性和脆弱性，使中国家庭传播面临诸多问题。对社会转型中突出家庭传播问题的关注，无疑会拓宽家庭传播研究视野。

　　面对国内家庭传播研究与国外家庭传播研究的“知沟”，如何缩小乃至弥合它，已成为横亘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中国家庭传播研究的自主构建便是突破该问题的路径，其实质是自觉地运用中国家庭传播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家庭传播现实和问题，通过透过经验表象的研究，科学地描述和解释中国家庭传播现实。中国家庭传播研究的自主构建包含三层含义：一是议题的本土化优先关注中国突出的家庭传播现象或问题;二是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将国外家庭传播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并对其加以改造和创新，使之契合本土特色，成为适用于理解中国家庭传播现象的工具;三是范式的本土化中国家庭传播研究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发展新的理论和方法，甚至从认识论层面去形成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新研究范式。而完成这一切就必须增强想象力，想象力是社会科学研究应秉承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旨趣。

　　家庭传播研究议题源自家庭日常生活实践，但我们往往对这些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家庭传播问题习以为常、视而不见。要打破这种惯性思维，就需要激发家庭传播学的想象力，扎根中国家庭生活实践，对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家庭传播现象进行观察思考。研究可聚焦以下七种类型的家庭传播问题。

　　恋爱是家庭的基础和起点，婚姻是一个家庭的开始，离婚意味着家庭的破裂和家庭生命周期的结束。中国家庭传播研究可聚焦家庭生命周期的传播活动，如婚前择偶、恋爱、初婚、初为父母、离婚、再婚等不同阶段的传播活动。

　　家庭传播结构是家庭传播的构成方式，即在家庭传播活动中各传播主体之间相对稳定的传播关系模式，以及由这种传播关系模式所决定的意义网络构成。它包含三层意义：(1)家庭传播主体，即信息意义的生产者、使用者及所有者;(2)家庭传播关系模式，即社会关系在符号象征意义构成层面上的具体体现，体现了家庭传播结构的实质;(3)家庭场域的话语生产，通过家庭传播关系模式的构建，生产出家庭场域的话语系统。因此，中国家庭传播研究可关注中国不同家庭传播结构的传播主体纷繁复杂的家庭传播关系(如恋人、夫妻、兄弟姐妹、翁婿、婆媳、妯娌、祖孙等关系)、模式特征及家庭话语生产机制，探讨不同家庭传播结构形态及引起其变迁的动力机制。

　　家庭传播过程中层出不穷的隐私管理、仪式传播、说服倾听、情绪情感、权力资源分配、母职父职等问题，也是中国家庭传播研究可以关注的议题。

　　不同家庭传播结构有不同家庭传播功能，家庭传播研究可对这些功能，如信息传递、情绪疏导、情感依托、关系协调、文化传承、社会化、教育、娱乐等进行分类研究。而且家庭传播功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可探索不同时期、不同家庭传播功能的变迁,引起家庭传播功能变迁的原因，家庭传播功能削弱或加强等问题。

　　家庭传播伦理是家庭传播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是家庭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家庭传播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中国家庭传播研究可研究家庭传播伦理的社会属性、阶级属性，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家庭传播伦理的演变和发展历程。

　　家庭问题是社会问题之一，家庭传播研究可关注各种家庭问题的传播,特别是家庭传播中的言语暴力、身体暴力、仇恨、虐待、偏见等负面问题，可以研究这些家庭问题传播的影响因素、对社会的影响以及解决此问题的对策。

　　家庭有其发生、发展阶段，有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化进程。因此，家庭传播史研究可以社会变迁为背景研究家庭传播发展历程,探讨家庭传播的起源、各个不同阶段(如秦汉、南北朝、清末民初、民国时期等)的发展，不仅可以研究从过去到现在的进化，也可以研究从现在到未来的进化。

　　对于上述问题，顺着家庭日常生活实践的脉络不断下沉，在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之间转换视角，探索日常家庭传播活动实践的新面向，并把家庭传播活动与结构性因素结合起来进行探究，思考传播要素是什么，这些传播要素之间如何相互联系，家庭传播活动与其他社会秩序有何不同，它维持或变化的社会动力是什么，它与社会大结构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唯有如此，在历史、比较的社会结构之中，拓展家庭传播研究的广阔空间，才能克服国外家庭传播理论对我国家庭传播研究想象力的束缚，打破思维定势，发现一些以前我们没有想到或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握问题的多样性，形成具有中国经验的解释体系，解决当前中国家庭传播领域研究比较滞后的问题。

　　社会科学探究的是个人经历、历史与其在社会结构中相互交织的问题。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观察社会现象时，不应把社会现象当作孤立的社会现象，而应从历史视角去观察其发展历程，由此才能明晰现象的前因后果。

　　中国家庭传播研究要巧借历史视角，将家庭传播现象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去理解，考察它与历史的交叉点，洞察那一时期家庭传播的特征是什么，该家庭传播现象与其他时代有何不同，在家庭传播史上处于什么位置，促成其发展变化的历史动力是什么，为什么它能延续下来或逐渐消逝，其发展趋势又是什么。

　　可以参照谢清果等学者聚焦传统家训家书(《颜氏家训》《诫子书》《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等)的变迁研究，利用历史资料，反映家庭传播场域中权力斗争实践的变迁和中国古代独特的“家国同构”政治生态变革。这不仅有利于拓宽中国家庭传播研究视野，而且有助于打破对西方家庭传播理论的依附。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贯穿着批判精神，批判传统、批判权威、批判约定俗成。在家庭传播研究中，面对过多的经验研究，我们呼唤批判的视角，将传统家庭传播研究中的许多定论或者模式，运用“想象力”加以审视。

　　批判视角是把家庭看作一种社会/历史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各种权力斗争，专注于矛盾、分歧或不平等。我们需要识别、批评和转变权利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特别是随着夫妻+孩子(生物学意义、收养、继子女)核心家庭占比降低，后现代家庭(同性伴侣家庭、单亲家庭、同居异性伴侣)比例的提高，批判性视角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后现代家庭形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分裂，它为研究当代家庭内在的抗拒和破裂提供了一个亟须的框架。将家庭日常实践嵌入更广泛的社会制度和话语中，强调了宏观层面的文化关注和微观层面的家庭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例如非传统家庭是如何在关系方的话语中被社会建构、协商和合法化的。

　　自主建构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国外家庭传播的理论和方法，而是借鉴国外家庭传播理论和方法，使外来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契合，增进家庭传播研究对本土社会的认知和实践应用，形成对中国社会具有解释力的家庭传播学术体系，构建中国家庭传播学的学科主体性。

　　这就要求国内家庭传播学者不必困扰于国外家庭传播研究或国内家庭传播研究孰优孰劣的无谓争论，应秉持包容开放的态度，与全球家庭传播学者充分互动交流，相互切磋，加强对话接轨，探讨中西家庭传播的变迁路径与内在差异，以及这种差异背后深层次的政治、文化因素。强调对中国家庭传播问题的关注，以及自身理论方法的发展，先借鉴模仿，再扎根本土进行深度概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特别是吸收借鉴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由外及内融会贯通形成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家庭传播理论，在理论层面上以中国经验回应国外家庭传播理论。

　　目前国内家庭传播研究者之间鲜有对话与争鸣，缺少沟通交流，更多的是自说自话，因而很难就一个共同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达成共识。而中国家庭传播研究的自主构建，需要营造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家庭传播研究良好的共同体氛围。一方面，中国家庭传播研究需要一群有本土关怀、有本土价值立场的学者，以解决中国家庭传播问题、推动中国家庭传播发展为己任;另一方面，中国家庭传播研究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制度保障，以推动学术知识创新。这就要求中国家庭传播研究者既要胸怀局内人的价值关怀，构建学术共同体，有自己的学术组织和专业期刊;也要秉持局外人的价值中立，脚踏实地做研究，从而实现中国家庭传播研究的深度诠释。

　　与此同时，学科分化、方法提升是学科成熟的必经之路，也是对问题深度认识和解释的必然结果。任何理论都有其自身的理论界域，共同讨论才能实现更全面的认识，需要国内家庭传播研究的学术共同体通过百花齐放、对话争鸣来引发更多的细致思考。

　　朱秀凌.知沟弥合：家庭传播研究的国际前沿与自主构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52(03):123-133.

　　本文刊发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3期“传播学”栏目。参考文献从略。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李培超 副主编：尹金凤 本文责编：尹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