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向民与20余名学生一起，离开生活了10天的田野调查地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踏上归途。

　　在秦岭深处的留坝乡村，师生针对当地民宿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持续走访与调研，顺利完成通识选修课《调研中国》的第二阶段任务。回到已经进入高温伏天的上海后，他们将按照课程的设计，继续完成调研报告、新闻特稿、深度报道和专题论文等，并希望利用田野调查期间拍摄的影像制作一部纪录片。

　　《调研中国》与绝大多数高校课程的显著差异之一，是为学生提供了田野调查的机会。通过前期资料准备、田野观察与访谈、文字记录与理论思考等，课程的目标是帮助学生“形成对现代中国的科学认知”。

　　留坝县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北部，地处秦岭南麓腹地，平均海拔1547米，森林覆盖率达91.23%，自然资源丰富。在各地酷暑难耐的当下，7月平均气温仅22.2摄氏度的留坝，避暑休闲的资源生态优势显著。近年来，这个人口仅4.16万的小县蓄力发展文旅产业，民宿产业的聚集与蓬勃引人关注。经过反复比较和前期探访，王向民最终将课程调查点选在与上海自然和人文环境差异较大的留坝县，以民宿产业为焦点，探寻中国乡村建设的成功案例与经验。

　　选择乡村振兴主题和突破常规的授课形式，体现出王向民对高校教育与学术研究过于偏重专业论文的反思，也体现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正在发生的变化。

　　对于政治学介入乡村的转型与振兴议题，王向民认为，与其他学科不同，政治学关注乡村发展中权力如何分配以及如何更好地使用权力的问题。在留坝民宿产业发展的案例中，他清晰地看到了县政府、村集体（合作社）、外来资本和居民这四个主体的相互影响与互动，“在这里我们看到政府在基层社会的治理作用，看到基层的国家治理与村集体的平衡，或者说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就发挥出来了，这些我觉得不是经济学、社会学要考虑的问题，它是政治学需要考虑的问题。”

　　除了引入多家口碑民宿企业，2021年底开始，留坝县全力推动实施“四个一百工程”，提出利用三年时间在全县“新发展百家民宿、提升百家农家乐、培训百名管家、推动百人创业”，进一步发动民间力量投入民宿产业，政府则通过补贴设计费、贴息贷款和床位补助等方式加以支持和引导。

　　县政府、村集体与合作社如何与外来资本、居民合作，持续推动民宿产业发展？民宿产业能否持续带动留坝乡村产业振兴？本地居民尤其是农民有哪些改变，如何持续获益？留坝民宿产业的哪些做法可以复制推广？王向民希望《调研中国》课程后续能够给出答案。

　　到留坝调研之后，对于乡村转型发展中逐步接纳现代因素的细节问题，王向民的感受尤其深刻。“乡村振兴如果进一步发展，必须考虑现代的因素”，他认为，乡村传统仍然发挥作用，但是应该有它们的边界，“这是对我最大的冲击”。

　　第一财经：作为政治学学者，为何选择和《调研中国》课程的学生一起来到留坝这样的乡村现场考察？

　　王为民：做研究的时候，我经常说政治学是很好玩的。我不认为政治学是很晦涩、很枯燥的研究，把它和生活结合起来，你会发现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你会想到很多东西，想象力（激发）出来之后，你的选题、你的写作相对来说就会变得容易。写出论文，发表论文相对容易，但是要把它变成一篇篇实实在在的文章，并不那么花哨或者讲技巧，很难。

　　现在让学生来做非虚构写作，让他们做视频，就是这样一个训练。这是我之所以带学生出来（做调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这也是他们喜欢这门课的原因。这门课的工作量非常大，5月我们就开始做知识培训，做了10周。首先培训对于乡村振兴这样一个主题，学生应该怎么去理解，怎么放到中国的大背景里去理解，这是问题意识的训练。然后是文本写作与影像创作的技术训练。

　　第二，让他们了解留坝的案例，知道留坝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整理前期资料，通过互联网整理资料，就像史学的方法一样。第三，让他们做留坝调研的文本和影像的研究设计。我们来的时候是带有一定的假设和研究设计来的，来了之后，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修改研究设计，甚至拟定新的研究设计。留坝官员表扬学生在协调会上提了很多问题，这是因为学生前期做了扎实准备，才能够提出这些问题。

　　王向民：这背后是中国的教育正在发生变化。这几年的国际环境不是特别好，对教育的影响之一就是更强调基础知识教育，更关注中国的一些基础性问题。为此，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近年来推出一系列“通识教育”课程。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不能完全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中国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过来？内在的脉络是什么？这要求我们去调研，去调查，这是一个方面。

　　从另外一个角度，现在的教育强调德智体美劳的综合发展，大学里也都有相应的课程，非常强调这些内容。第三个因素是最近几年强调课程思政，要求把思政内容融入各个学科、各门课程。我提出《调研中国》这样一门课的设计之后，教务处觉得它可以把上面所说的各种因素汇合到一起，把政策要求的教育取向结合起来，因此，列为“通识教育”课程之一种。这门课确实要求很高，要求的能力也很多，教务处在经费上也是比较支持的。

　　第一财经：近年来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慢慢地以各自的方式进入公众的视野，越来越多人觉得他们的学科方法是可以被利用来解释和处理现实问题的，你觉得是不是政治学也有这样的机会，或者应该往这样的方向去发展？

　　王向民：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要考虑中国的语境。政治学研究什么？研究国家、政府、社会的各个方面，内容是很广的。它可以用史学的方式来处理资料，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式来收集资料，但是它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其他学科不一样，关注的是国家和政府，关注的是权力，比如权力如何分配，权力如何更好地使用。

　　这在对乡村振兴主体的思考上能够反映出来，比如做文旅、民宿产业的研究，政治学与社会学不一样的视角在于，政治学会思考乡村振兴中相应的几个（主体），比如我把这几个主体理解为政府（主要是基层政府，包括县政府和乡镇政府），市场资本，村集体（现在的形式叫乡村合作社），最后是居民。这完全是政治学从权力结构角度进行的思考。

　　第一财经：根据你的初步观察，四个主体在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合作与博弈？

　　王向民：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有两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政府，第二是村集体。如果仅仅从市场资本的角度来理解乡村振兴，完全是经济学的逻辑，从居民的角度理解，就完全是个社会学的问题。但如果从政府、村集体的角度理解，它就变成了一个政治学的问题。中国处理城乡关系问题，很特殊的是有一个政治主体，即政府和村集体，欧美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在中国，有基层政府的规划，还有村集体的协调，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学可以提出来的视角。

　　在这个视角之下，我们就可以理解乡村振兴和中国政治话语中的很多现象，比如说我们强调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在乡村振兴中体现为政府的决策，比如说发展文旅产业、民宿业的过程中，怎样来降低博弈的成本，怎样形成一个与市场资本、居民相对比较好的结合的状态。

　　在留坝，市场资本不是直接对接居民，而是通过村集体来对接居民，这样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政府在基层社会的治理作用，看到基层的国家治理与村集体的平衡、或者说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就发挥出来了，这些我觉得不是经济学、社会学要考虑的问题，它是政治学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一财经：留坝县的民宿产业发展，强调一种“共生”模式，这个模式如果成立，它的核心是什么？

　　王向民：选择留坝，一方面是出于上述的分析框架，研究乡村振兴，我们比较注重政府、外来市场资本和村集体、居民四个主体的关系；另一方面我希望看到的案例是农民有收益的，真正的和谐共生的关系。我看到过一些案例，地方政府把乡镇的开发给包下来，和当地的居民关系不是特别大。另外一种模式，比如说有市场资本直接进来，很强势，把这个地方榨干之后就走了，给农民留下很糟糕的烂摊子收拾。我还在一些地方看到，由于农民实际上也有传统的狡猾的理性，比如会坐地起价，让外来资本难以接受。在留坝，村集体就是一个核心问题，围绕它的分析都可以从政治学视角来获得支持。

　　我非常认同你说的，大家都觉得乡村振兴主要是产业和经济的问题，但如果离开对各方权力博弈的观察，可能就没有办法切中问题的实质。

　　乡村振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得乡村能够可持续发展，这是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近代，乡村精英开始向城市转移，乡村自然经济逐渐凋敝，被外来商品取代。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就是从乡村汲取资源充实城市的过程。现在要反哺乡村，怎么来反哺？引入外部资源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依靠传统乡村的秩序是没有办法实现再生的，必须把外部资本引入进来，但是外部资本会带着外来精英一起进入，外来精英会改变当地人的行为方式，这个过程会很漫长，也会比较难，但是结构性的趋势是很明确的。

　　比如说隐居乡里民宿的那些管家，她们的观念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民宿的主人，坚持做民宿的是一个大学生，还在湖州师院念书，他爸妈其实没有那么积极要做民宿，但是他和哥哥坚持。我们能看到年轻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引入外来资本，引入外来的精英，使得乡村的整个产业慢慢发生变化，这可能是一个根本性的要求。发展文旅产业，发展民宿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是没有办法维持下去的。

　　第一财经：留坝民宿产业的共生发展，需要持续观察，关键应该还是本乡本土的人怎样应对和改变。这也是你这次和学生一起来观察和呈现的？

　　王向民：这次调研，我们要到现场一家家去交流，不光是文字的写作，也包括用影像、纪录片的方式做记录。其实本身也是在探究最具体、最核心的东西，留坝乡村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比如这家和旁边几家民宿，他们掏出了真金白银去做民宿，说明他们已经在内心和行动上都得到了一些改变。

　　这个问题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现在媒体非常发达，信息非常多，但是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并不是那么明确。这个课程对于学生来说，是认识一个相对真实的中国。我关注的起点是现实的、经验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能够去总结一些经验。当地政府、民宿主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是无意识地歪打正着，我们研究者在理论上的储备相对比较多，会思考这种可能是无意识的行为，是不是能够提炼出有意识的一些内容。如果我们能够总结出普遍性的模式，其他地方（政府）就可以借鉴了。

　　第一财经：你和学生这次来的目标之一，是希望能把留坝民宿产业的发展经验进一步理论化，把它的创新价值更明确地发掘出来，让它作为工具服务更多地区的乡村振兴，这也是值得期待的成果。

　　王向民：进入乡村之后，其实就在观察乡村到底在发生什么，现代的因素是什么。如果不能回去，就必须在现有基础上向未来发展，比如社会、政府都希望青年能够返乡，但是他们能回来吗？乡村的物质环境、基础设施，它的观念、人际关系能够适应在城市里建立的那些东西吗？也许不太能，这意味着乡村要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接人待物的方式和现代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乡村要考虑的问题。同样的，我的研究也会面临这个问题，我要考虑古今的问题。

　　到了留坝调研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乡村振兴如果进一步发展，必须要考虑现代的因素。如果你按照传统的方式去理解，考虑传统的血缘因素、地缘因素、宗法因素，这些虽然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应该有它们的边界。这是对我最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