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我回顾和梳理了在都市快报所做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的采访。从进快报那一天起，我一直以写公众人物和事件为主，而这些公众人物以当红明星和导演为多。算了一下，之前采访过的明星有葛优、姜文、陈道明、王志文、周润发、梁朝伟、梁家辉、章子怡、张曼玉、陈冲、徐静蕾、周迅、赵薇等等；采访过的导演有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顾长卫、田壮壮、陆川、王家卫、尔冬升、徐克等；其中还穿插着好莱坞明星梅丽尔·斯特里普、法国明星苏菲·玛索的采访。曾经每周做一个版的重要人物独家专访，采访涉及到工作、情感、生活和身世，每次采访总可以聊出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不但传递给读者，自己也受益匪浅。

　　现在想来那是多么奢侈！那是属于传统媒体人最美好的时代。那时我们和导演和明星可以成为朋友，因为记者不“八卦”，所以明星多半没想到“装”。真诚畅聊，公众人物会有很多真情流露的时刻，采访的话题和内容也比现在丰富很多。而近年来，公众人物和记者的关系越来越微妙，越来越紧张：在这个注意力特别分散的年代，既希望炒作扩大知名度，又不愿意自己的私人生活过度曝光。现在的公众人物早就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深谙炒作之道，寸时寸金，谁还有空跟你交心。由此，记者跟公众人物的关系变成了斗智斗勇的对手。

　　这几年眼看着各种新媒体潮起潮落，大家都在抱怨被“碎片”淹没。但不管大环境如何变化，我一直相信真正有价值、有营养的“碎片”一定会有受众，只要你能坚守住，即便我现在在微信公号上写人物专访，也从来不用网络语言，不夸张、不煽情，保持客观中性的立场。换句话说，我依然用过去传统媒体的严谨方式写文章。我始终相信：总有那么一拨读者还是喜欢看有深度、有营养、有观点的文章。

　　套用狄更斯那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十年后再回首，我们这些当年的文艺青年，给这个世界也好，给自己也好，总归要留下些什么才不至于觉得遗憾。在这个互联网+、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些分享，是守望，也算是一个自我职业生涯的总结。感谢传统媒体20年给我的历练和滋养，感恩那个美好的年代，我相信：那是我们很多人的黄金时代。

　　对公众人物的了解程度是采访成败的关键，这就要求记者在采访之前必须做足功课。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2006年，顾长卫作为中国顶尖摄影师执导他的处女作《孔雀》。当时全国媒体都在追这个新闻，顾长卫因为第一次做导演，心理压力很大，他不希望媒体过度曝光。我当时联系了制片公司，制片公司给了我《孔雀》制片人二勇的电话。顺便说一下，二勇是中国电影的金牌制片人，曾经担任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制片人。电话联系上二勇，一开始二勇婉言谢绝，然后我真诚表示愿意写一个采访提纲让他们决定最终要不要接受我的采访，二勇同意了。

　　在这之前，第五代导演的成名之作我几乎都看过，也看过不少第五代导演的论著，对于顾长卫之前担任摄影的电影作品更是了如指掌。我毫不费力地拟好采访提纲。不出所料，顾长卫那方面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电话采访。在电话里，一开始我很明显地感觉到顾长卫还有点戒备，可能是以前做摄影师说话少的缘故，他还不太习惯对一个素不相识的记者表述自己的想法。

　　毕竟，公众人物这个特殊人群往往会因为职业或者个性以及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对记者产生抗拒心理。于是，我用我喜欢的电影《霸王别姬》打开了他的心理防线，之后聊了一个多小时，聊得很好。聊到最后，顾长卫邀请我去河南安阳探班。要知道，当时他们拒绝所有媒体前去探班。第二天我马上订了机票，和摄影记者飞到郑州，再乘车去安阳。因为有了之前的铺垫，整个探班非常愉快，而一篇篇有关《孔雀》的独家报道接踵而出，得到报社领导和读者的肯定，同时被全国各大媒体转载。顾长卫本人也非常认可这些报道，甚至还介绍我认识其他导演，推荐我写的稿子。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开始。

　　杨丽坤是电影《五朵金花》和《阿诗玛》的女主角。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杨丽坤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2001年，她突然辞世。报社领导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闻，我第二天就赶到上海采访，通过人脉关系，我得到了杨丽坤的丈夫唐凤楼的电话。

　　采访唐凤楼还算顺利。记得我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就赶到他们位于莘庄的家里，当时我约了一位上海的朋友陪我同去，记得叩门时就传来阵阵狗吠声。她的丈夫唐凤楼就一直坐在放满花圈的房间里。在那里我一直起鸡皮疙瘩，我的提问自然也是小心翼翼的，怕触及对方的痛处。

　　杨丽坤嫁给唐凤楼的时候就是一个得精神疾病的人，唐凤楼为了不让杨丽坤感到寂寞，给她养了6条狗。从唐凤楼这里，我了解到杨丽坤很生活化的一面，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小故事。

　　唐凤楼说了一句话至今让我印象深刻：“生活两个字从一撇开始，一上来就歪了。”唐凤楼之所以能对一位陌生记者敞开心扉，我想可能是我自己也陷入到某种伤感当中，当时我几乎忘了自己是个记者，成了一个聆听者，和被采访对象产生了某种情绪上的共鸣。

　　采访和杨丽坤同时代的老演员就没那么顺利了。记得赶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杨丽坤生前工作过的地方），一听来采访杨丽坤生前的事，基本上都吃了闭门羹。我千方百计地想从上海电影制片厂了解当年拍《阿诗玛》的合作演员，得到的消息是与杨丽坤配过戏的上海演员大多已作古，惟一剩下的线索是《阿诗玛》的导演刘琼（当年风靡一时《女篮5号》的英俊小生），年近90高龄的刘琼仍健在，刘琼在电话里对笔者提出拜访的要求一口回绝。“杨丽坤生病住院时，你们记者为什么不去看她？为什么等她死了以后，你们才想起要来写她。”刘老的当头一棒让我一时语塞。所有这些我都写到稿子里去了。

　　接着，我又采访了杨丽坤的二姐黄晓女士，73岁的她多次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她们姐妹俩感情特别深，从杨丽坤9岁时就相依为命。我在上海待了一个多星期，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写了《“阿诗玛”的悲情绝唱》。这篇文章得了当年都市快报的年度好稿奖。

　　一位社会学家曾说：“人在社会的舞台上具有两面性，所以人会有不同的表现。通常在公众面前具有表演的一面，他会把最为人性理性的一面表现出来。即使退出舞台之后，这也已成为一种习惯。”

　　这句话用在明星身上再合适不过。我所接触过的大牌明星中，牌足够大而亲民的名声足够好的，葛优可以算是第一人了。我头一次采访他，是在《卡拉是条狗》片场，导演路学长是我的好朋友，跟他说了一下，葛优很客气，问好，在之后一天的相处中也十分友好。傍晚拍摄结束后，我说要聊几句，他立刻答应，然后把我带到外面，在他的面包车边上，说，有什么就问吧。

　　记得那是冬天，我们本来可以在暖和的室内进行采访，但是他做了这么一个选择——我当即明白了，他希望很快结束这个采访。他车子的门开着，显然也是一种暗示。

　　我于是开始提问了，关于对他演感情戏的质疑。他很认线分钟之后，他说我帮你拿电脑吧；再过10分钟，他把我的电脑放在车上让车开走了；再过10分钟，他说，你吃饭了吗？

　　那次采访令我记忆深刻，那绝对不能算是一次成功的采访，而是因为那是一个真实的葛优。他被称为“平民影帝”，但是他终究是个“帝”，他是有架子的，这种矜持即使再怎样不表现，最后也是要显露的。我把采访感受如实成文，后葛优在网上读到，再见面时，他走过来打个招呼，说文章好，而后仍然是走掉了——仍然是矜持的。这种矜持让人非常舒服。

　　道理很简单：记者和公众人物，或者观众和公众人物，常理来说怎么可能有亲密无间的交往？都是萍水相逢，而后“逢场作戏”。彼此浮光掠影的一面，即使再惊鸿，终究是一瞥；何况做明星的历来就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群，要他们放下戒备的架子，也只能是假装放下而已，他们跟你作亲戚朋友状，也是表演的一种。

　　尊重被采访对象，这个尊重是指事先调研、充分了解这个人物，草拟提纲，不要问千篇一律的问题，不要问弱智问题，不要问无聊的问题，要和被采访对象建立精神层面的平等。

　　姜文，这个被公认的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的最好的华人导演之一，自然不会给提弱智问题的记者面子。我亲眼看到有一个北方来的记者问他喜欢什么颜色，这个问题把他激怒了。我觉得这是对被采访对象的不尊重。

　　记者采访明星，特别是难弄的明星，一定要找到最有效的切入口。比如采访中随机应变，包括巧妙引话、合理套话等等。而充分了解被采访对象的心理状况无疑是采访获得成功的关键一步。

　　2005年，我在电影公司的安排下去姜文的工作室采访姜文。尽管之前看过他所有电影，做了不少功课，那次仍做了很长的采访提纲。当时一走进他的工作室便看到一排书柜，书的品种很多，在茶几上我看到一本米黄色大开本的人物传记《妈妈教我的歌》，可见是经常翻阅的。于是，话题就从马龙·白兰度开始。果然后来他说他非常喜欢这本书，因为他也非常喜欢马龙·白兰度，一个难得的好演员，把自己一生都演进去了。于是，随机应变，开场白从马龙·白兰度开始，一下子找到共同话题，采访自然很顺利，姜文在我眼里也就没那么难弄了。

　　综上所述，一篇好的人物专访，特别是对公众人物的专访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公众人物的秉性是复杂的，能够代表社会上各类人物的性格。能够掌控好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也是记者生涯中比较过瘾的事情。最后我总结几点：我们在采访时千万不能被公众人物所左右，毕竟，公众人物只想表达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同时也掩饰那些不想表达的东西。影视圈曾经流行一句话：在这个圈子里，凡是谈演技、谈工作都是假的，绯闻和生病都是真的。这是一句笑话，但由此可见娱乐圈是多么的不可信。

　　作为职业新闻人，我们要有自己的立场，努力挖掘事实真相，不做公众人物的传声筒，做真正有价值的新闻，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读者负责。（宋笑梅 ：都市快报文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