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凡，1991年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历任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市卫健委副主任，期间曾挂职贵州省毕节市副市长一年，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院长，兼任上海市预防医学会会长，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城市合作中心主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2013年建言上海果断关闭活禽交易市场，为中国有效阻击“全球恐慌”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做出突出贡献，得到国务院领导、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高度评价。2020年3月获上海市巾帼创新奖，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9月获上海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全市十名“最美科技工作者”之一。

　　今年1月20日，钟南山在央视节目肯定“‘新冠’人传人”。1月18日，吴凡在上海一次研判会发言前，在笔记本写下的发言提纲里，至今可见三字——“人传人”。她当时提了六条建议，全建立在这三个字，及“传入本市是必然的”上。

　　整整四个月的“新冠”防控一线，这位专业的公共卫生专家，为何把目光投向了这件事？

　　这次抗击“新冠”，我们很客观地、静下心来和西方国家比较，国家体制优势很明确，得到全球认可，真的是很成功。但靠的是什么？一是统一高效的决策体系，二是医务力量的奋不顾身，三是百姓与社会广泛参与、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世界卫生组织那位专家组组长就说，当时他到中国考察很震撼。决策定了马上就能执行，还有中国老百姓这种精神，每个人都在参与，每个人都在做贡献。他们曾问，你跟我讲的这些东西，即便政府愿意做，也不见得百姓愿意听吧？事实是最好的回答。

　　这也体现了我们很强的社会治理能力。我讲一个小插曲。2017年，美、英等国的三家业界组织发起，要做一个“全球健康安全指数”，我是国际专家组唯一的中国成员。这个指数从6个维度、34个一级指标、85个二级指标、140个问题，评估各国保障健康安全的能力，包括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它可以帮助分析各国哪方面有短板，便于有的放矢精准防控。2018年，他们根据公开的网上数据做了评估。2019年报告发布，也排了名，美国综合排名第一，中国综合得分排在第51位，在195个国家并没有位居前列。这个评估有硬指标，如千人床位数、千人医生数，虽说我们国家地区差异大，从体系本身看，中国排这个位置，总感觉与实际有差距。今年的专家会因疫情改在线上进行，我正好在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就连续三天从晚上11点开到凌晨1点。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个会上，一位牵头的专家提出质疑，说这个指标体系有问题——从抗击“新冠”看，排名并不靠前的有些国家（指中国）表现很好，能力很强，排在第一的美国却表现很差（当时还没料到后面会更差），说明这个体系没有很好地反映出来。

　　光讨论这些东西没用的。因为你的指标体系，观察的都是客观的东西。问题在于，面对这样一个严重的灾情、疫情，你的政府，有没有这个愿望。这种政治意愿，很核心。我们今天讲的“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真不只是口号，就是你把什么放在第一。你说60岁以上的人就不插管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你怎么去衡量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一套客观指标永远衡量不了这个政治意愿。

　　专家们接着这个话题继续讨论还缺了什么，我说，还缺了一个“社会治理体系”。公共卫生永远不是单纯的卫生问题，是个社会问题，要考量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从上到下，包括基层的、最小的社会单元是怎样的。中国很健全，城市到居委会，农村到村委会。此外，还有治理能力，关键时候，怎么组织起来。我们不能只是客观地讲治理体系，

　　你看有的国家它行动就是统一不起来，但传染病就得统一行动，你不统一行动，疫情就会没完没了。由此可见，应当将以下两点作为对“全球健康安全指数”这个客观指标体系的补充，即：一是有没有强烈的政治意愿，二是有没有健全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否适合应对这样大型的传染病。各国专家们一听，说，讲到关键点了。

　　有一件事，我们尽管做得也不错，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就是科研，科技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的作用。我们的检测试剂研制得很快，我们的科技人员很多，如何进一步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强化应急科技攻关和重大科技专项，提升协同创新、原始创新能力，是上海作为科创中心一直孜孜以求、“抓近谋远”的。应急科技攻关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说到时候要做了，于是拿出几个亿，大家来摘牌、请战。它不是这个概念，也不是钱的问题，有很多是平时储备的问题，有没有科技储备。

　　疫情期间，有两件事让我很感慨。一是美国有家造汽车的企业，好像是福特，突然之间说，特朗普签署总统令，命令它造呼吸机，它马上就可以造。二是现在许多人最看好的美国那家做疫苗的公司Moderna。这家公司，之前名不见经传，知道的人不多。它是那种小的科创公司，不做产品加工，专门做科研创新，成果卖掉，赚一票，随后继续找各种各样的新方向继续做研发。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出现这样的公司？后来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讲，他们之所以能够长久地一直这样生存，是因为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长期以来对他们有持续的资金支持，一直有基金，当然他们也是要靠实力去拿基金的。问题是在没有“新冠”疫情之前，这家公司并没有许多科技产出，或者说没有惊天动地的产出，但为什么，NIH可以这么长时间地、持续地支持这样一家创新企业？这是我们在科研和科技开发中需要深入思考的。

　　我们一直讲“寓兵于民”“平战结合”，美国这家疫苗研发企业就是“寓科技储备于民”的一种体现。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考虑，应该干点这种事？

　　上海需要把分散的科技力量，通过一个平台集合起来，而且要能“平战结合”。应急科技攻关和平常讲的科技攻关，有四大不同。一，任务来自现场需求。二，交任务而不是“打擂台”。三，它是平行地同步进行。四，边研边用边调整，“研”和现场关联很紧密，需要政府有组织地来进行。平时最需要做的，是前瞻布局，包括技术储备、人才储备。

　　“全链式”就是我知道每道环节在哪，前一道拿到病毒基因序列后，马上就知道下一道在哪，或者由政府，或者有一个平台，有这样的安排，马上在检测试剂、药物筛选、疫苗研制的三个方向就部署出去了。检测试剂里面，又分了很多技术平台。有直接检测基因片段的，也可以是检测抗体的，有各种各样技术。我认为应该同步进行。科研永远有风险。不是说谁平时很厉害，这次就一定能交出成果来。失败很正常，你也永远不知道哪个技术能够在这件事上，有最快速产出。疫苗研制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已知有四五种比较成熟的疫苗研制技术平台。如果平时这些平台都有，拿到病毒基因序列马上分享，直接就同步上，那会是很快的速度。药物筛选同样如此。现有的既往药物，是跑数据跑出来的。如果平时能从三千种减到三十种，甚至三种，战时就快了。还有，研究做出来后，转化为产品时，同样不是临时找个单位来做就行，也应该平时就有一种成熟的衔接，一道道关要顺畅地走得下去。

　　要有一种全链式的科技储备，平时储备好，服务于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战时马上就根据政府需求、现场需求做。这样，今后的科技赋能抗疫，能走得更好、更快、更突出。本周一，在市领导的见证下，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正式成立。我们将探索创新体制机制，有效整合全市优势科研力量，打造“上海平台、全国网络、国际联盟”，全链谋划从发现、预警、检测、诊治、预防的“重大突发传染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防控体系”。

　　吴凡：前不久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的讲话中，习强调要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着力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之前他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科技资源优化配置至关重要”“关键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我结合这个研究院的建设，颇有体会。

　　这一年，加上现在这个研究院，我最大体会便是医教研三者协同、三位一体。我做市疾控中心主任时，就跟学校说，院校教育不能和现场实践脱节。学了一堆知识，到岗位上，不见得就具备最基本的岗位胜任力。院校教育需要教会学生更多的技能和方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获取新知识、构建新知识体系的能力，知识现在更迭太快了。这就是医教结合的意义。

　　“双一流”就是要有一流的人才、一流的科研，两者相辅相成。研究院成立时我发言说，从今天起，我们将紧紧围绕“科技储备、协同攻关、培养汇聚人才”，一边加快建设科研平台、汇集核心人才，一边全面启动科研攻关。

　　你的老师在第一现场，有什么能比这更能培养出家国情怀？钟鸣逆行出征、“落日余晖”……拿这些给学生讲，我想他体会到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要成为同样“有情怀、有温度的医生”。

　　这次给我们一个提醒是，临床医生应该更加注重培养公共卫生的理念，不仅见病、见人，更要见群体。公共卫生针对的是“疫”。古文里很多人生病叫“疫”，一个人病了叫“疾”，或者“病”，称之为“疫”的一定是指一群人生病。所以公共卫生跟临床最大的不同是，临床看的是病，见的是病人，公卫看的是疫，要挖出成疫的根源，这个疫从哪里来的，不光找疫情的生物学源头，还要找社会的根源，成疫的根源。这些才是公卫最核心的。

　　今年我和导师汪玲一起，写文章探讨怎么应“时代之需”，结合疫情去思考医学人才培养。汪老师牵头的“5+3”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新模式获得过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5”指五年医学本科教育，“3”指三年住院医师规培，目的就是走中国之路，培养会看病的医生。这次我们进一步提出，针对高考考分很高、毕业就是临床医学博士的 “八年制”医学生，面向新时代新要求，进一步完善培养方案。

　　“5+3”培养会看病的医生，八年制培养医学科学家，不仅会看病，还能发现问题，用科学方法、科学思维解决问题。

　　然而，目前我们却处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新增了全科医学领域，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尚无全科医学专科”的特殊时期。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加大全科医学人才培养力度”，无缝衔接教育部和国家卫健委相关政策，吸引优质生源加入高端全科医学人才队伍，我们率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医学（全科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生中，选拔优秀生源，以“3+3”硕博连读的方式，攻读临床医学（全科医学）专业学位博士，优秀者可提前1-2年毕业，授予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

　　不是说卫生的人都去做官员，而是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要有健康的理念。出台的政策都要有利于形成健康的环境、健康的行为，政策导向、法律导向是往健康方向的。

　　新的发展阶段，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人，社会方方面面，要普遍有具备大公共卫生理念的人，在不同领域岗位上，一起真正实现“健康入万策”。说到底，离开健康，其他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原来没有这么多超大城市，没有这么多人这么频繁地大规模流动，没有这么多国际交往。今天的距离已经不以公里为计算，而是以“小时”来衡量距离。人类改造自然的频度、力度、范围，都是超大型的，都前所未有。这种情况下，公卫突发事件的影响才凸显出来，而且这种变化的速度在提速。

　　吴凡：1月18日，开了第一次疫情研判会。如果“人不传人”，我在会上提的六条对应措施建议就属于上海话讲的“瞎三话四”（意为：胡说八道），反应太过度了。我的判断基于：一，病毒传播能力不低，致病性中等。二，人传人，污染范围较大。三，病死率其实并不一定高，因为还要加上轻症病人（早期未就诊的）。四，传入本市是必然的。五，要特别关注春节之后的返程客流。

　　后来有人问我上海成功的经验，我说一是及时诊断，二是快速追溯，三是百分百密接排摸隔离，核心是体现出“快、准、全”，统统及时阻断，把病毒和正常人群、普通人群的传播链打断。3月18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卫学院院长跟我们电话连线例，他问你们上海多少人？我说常驻人口2500万。他说那怎么可能只有338例，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对方是专业人士，我一讲，他就明白了。我说，第一，我们严格实行检疫，进来的阳性患者都能第一时间发现。第二，我们快速做追溯，这很重要，能对排摸到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管理，及时隔离。所以上海至今，也没有发生过社区传播。这是核心。

　　第一次研判会我提的六条建议就被采纳并切实落实到位，每一条都在考验精细化管理和社会治理能力。对了，当时我本子上就还写了一点——平战结合机制。

　　常态化还是有风险的，比如开学，我们确实有纠结。学校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尤其中小学，怎么去落实防控？不在于这些措施有多难，而在于天天要做到位，持之以恒，反倒变得难。所以我说，给上海打一百分，给老百姓打一百二十分。

　　上海349例当中，110多例是从密切接触者里发现的。密接者被百分百隔离管理了，密接者就没有密接者了，传播链就切断了。首先是上游要控制增量，才能保障医疗救治体系不崩溃。这次有的国家就是上游没筑好坝。公共卫生人就是在上游筑坝的人，这是整个医疗卫生体系减负、提质、增效的核心关键。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当我们人类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能耐得不得了，可以改变一切时，它提醒你，还有些东西你改变不了，要反思一下，检讨一下人类自己的一些行为。

　　要小心，“新冠”还真不太一样。现在发现它出现的症状是肺炎，但真正致死原因是多靶器官损害，不是单一靶器官。它的致病机理，整个过程，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人类终会与“新冠”达成平衡，我对此持谨慎乐观态度。

　　我还特别想强调一点——预防。我在全国政协，前年、去年提的提案都是关于疾控体系建设。去年初，《贯彻预防为主，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被定为我们界别专题调研内容，我牵头花一年时间做了全国调研，年底完成了报告，没想到这么应景。今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为此确定了一期专题协商，我们把调研的一手材料和情况做了全面汇报，几位副部长都来了，两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在现场，足见重视。越是战时，越感到平时练兵的重要。平战结合型的传染病救治体系，就高度重视预防，重视

　　传染病监测，关键一点是平时各医院“最后一公里”要打通，从源头上提高监测哨点的灵敏度，监测系统反应的快捷性。

　　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天下无事，但“天下无事”容易让人认为“天下本无事”。我们的策略措施，是简单易行，所谓“大道至简”。2013年我已被质疑过一次，关闭活禽市场有什么科技含量？抗击“新冠”也是如此，真正有效的措施其中一条就是简单易行的“口罩+距离”。但支撑这些“简单”的是背后高深的科学研究。预防了的事情，是没有发生的，但不等于它本来就不发生。从“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座上宾”，变为“曲突徙薪座上宾”，实现的是社会治理的更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