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在农村大众报新闻二部干记者时，陈中华老师是新闻二部主任，我是他的兵。和陈老师共事两年多，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认真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和执着。可以说，2000年他就是我们爱岗敬业的榜样。

　　陈老师是采访战线的“拼命三郎”。当时记者二部除了杜宗河老师，陈中华老师可能是记者中年龄最大的了。但是他几乎是呆在办公室时间最少而发稿数量多且质量最高的记者。《农村大众》是《大众日报》农村版，是山东省委主办的指导全省农村工作的党报，基层的读者都很看重这份报纸。陈老师非常在乎读者的这份信任，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所以经常地，他“不是在下乡采访就是在下乡采访的路上”。后来听说陈老师带病坚持工作，我并不意外。因为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与执着，他那遭受病魔折磨的身体才能仍然激发出让人吃惊的能量。

　　陈老师是一个有理想和坚定信念的人。他多年甘于在采访一线，不惧闲言，不自我满足，不只是尽了一个记者的本分，更重要的是他对新闻事业追求的坚定信念。正因如此，他才会总是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陈老师就是一面镜子。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坚定信念，常常让我反思自己，是否真正那么努力过。爱岗敬业在他身上，不是一句空话。常和他一起下乡采访的张天银老师说，他们在外采访一天回宾馆后，每天晚上陈老师都是在房间整理采访笔记。后来，我才知道陈老师在采访的同时还在积累小说素材。

　　那时，为了让一篇稿件能写得尽善尽美，陈老师喜欢和我们辩论、争论，现在对他印象最深的仍然是争论时激动又认真的样子。今年“两会”采访时，我问到他的身体恢复情况，陈老师很淡然，不出三句话，又把话题扯到了两会报道的稿件上了。或许，正是对事业的这份深深的热爱，给了他战胜病魔的无穷力量。

　　我很有幸在工作之初就得到了陈老师的教诲、指点，他不但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更是我的新闻领路人，感谢陈老师，祝福陈老师。

　　仅仅是坐等着民政部门给你下活动通知，你会觉得每年清明节的活动千篇一律，无非是在烈士墓前宣誓之类，无新意，没什么报道由头，顶多发个小稿。但如果你真的深入下去，到基层走一走，沉下心多听听，多聊聊，你会发现清明节期间有许多题目可做，而且都是可读性很强的大稿的题目，从红色旅游到殡葬管理，从移风易俗到数不清的感人的先烈及历史故事，新线索有的是。

　　(注：采访后写出报道《在轻松中接受教育》，刊发于《大众日报》2004年4月5 日要闻版。)

　　前两天，我由省民政厅获知，济宁市投资数千万元盖起153套公房，分配给城市困难群体居住，感到意义非凡。遂采访了济宁市民政局救灾办公室、济宁市房改办公室，还有已经搬入廉租房的困难群众魏洪芝等人。总的感觉是，政府当房东好处多啊！

　　完全市场化永远解决不了普通百姓住房难问题，即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总有几成的下层人买不起住房，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政府盖房，租赁或无偿提供给他们居住。近年来，住房市场化、房地产行业火爆发展无疑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动力之一，但GDP 增长再快又能怎样？即使人均GDP 超过了美国又能怎样？不是照样有许多贫民买不起住房吗？那么多城市人买不起房，又租不起房，长时间如此，他能心宁吗？所以，当我们经济高速发展这么多年有了点家底以后，该是考虑放慢速度，在社会的和谐度上投资的时候了。建设廉租房和廉租房制度建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就是政府出钱建房对外出租。后者除包括了前者(称为“实物配租”)，还包括政府向困难群众提供部分补贴，让他们自己到社会上租房。自然，以如今房屋租赁市场价，政府补贴小钱不仅无法使特困无房户租到房子，同时，还助长了买房投资之风，抬高了房价和房屋租赁价。有的记者实际上没分清两个概念区别，报纸上动辄出现“贫困户享受廉租房”的标题，本来是政府发给特困无房户少量补贴，让他们自己租房去，却让一般读者理解成政府给他们提供房源了。

　　(注：采访后写出报道《 廉租房建设为什么叫停》，刊发于2005年7月12日《大众日报》。)

　　泰安市制订了市级领导每周一轮流接待上访者制度，对化解积访起到了很好效用。昨天和今天，我去了泰安市信访局接待大厅，想以“现场直播”方式，让读者看到市领导接访的全过程。

　　第一次去写稿，泰安市信访局领导对我就极其信任。我说我要现场采访，他们说你随便，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在信访这样一个极其敏感性问题上，对我这位做记者的一点儿也未设障。后来，我就独自钻进市长接访的屋里了。市长事先未得到有记者现场采访的通报。屋内除了上访者，仅二三市长的随从及信访工作人员，我的进入自然是很显眼的，市长瞄了我一两秒钟就自顾自地接访了。其间我想，市长会怎么猜我呢？上面来的信访部门的考察人员？记者？当然，情形也不容我多想，我一直像个速记员似的埋头记录他们间的对话。这篇稿子写得比较生动主要得益于对方提供的采访条件及对方的自信、 坦承，对记者信任，由着记者做。

　　(注 ：采访后写出报道《市领导公开接访记》，刊发于2005年6月30日《大众日报》。)

　　10月11日到今天这四天，我去了青岛大麦岛、青岛高雄路等地方，采访进城打工农民李立华、刘学、曹氏父子。

　　想写一篇表现进城农民原生态生活的报道。的确，不走近他们，不目睹他们的居住处，你无法想象在那幢城市繁华风景背后，掩饰着另类人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四位农民工用每月 100元的价钱，租住着小岛上鲍鱼养殖看护窝棚。窝棚距海水仅十几米远，潮湿得墙面地面全是水。可以断定，居住在这个地方，用不了一两个月，一位原本健康的人肯定会落下病。 写下这篇调查，目的是希望引起对当下进城农民工的生活状态更多的关注。

　　(注：采访后写出报道《住在城里的农村人》，刊发于 2005年11月1 日《大众日报》要闻版。)

　　绝大多数乡镇卫生院经营差，亏损严重，而农民同时遭受着看病贵、看病难的困扰。聊城市东昌府于集镇卫生院却风景这边独好，让农民看病易、看病便宜，又创造了好效益。刚获得这条新闻线索时，我拿不准算不算是个调查题目，担心有广告之嫌。给总编室负责人汇报后，领导说目前乡镇医院普遍亏损，使本来的农民看病难上加难，贵上加贵，而这家医院不仅使农民看病方便，而且看病便宜，人家是怎么做的？此前，我从未对乡镇医院进行过报道，这方面的情况不熟悉，这次我采访了聊城市东昌府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镇卫生院院长、工作人员、求医农民等一干人，对这方面的情况及问题，有了较详尽的了解，为以后的报道打下了基础。(注：采访后写出报道《一个乡镇医院的经营之道》，2006年4月 24 日刊发于《大众日报》。)

　　这次采访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这种现象已经在我们身边出现好久了，可并没有谁将其作为一个新闻题目加以考虑。 我也同样，将儿子送至一县中学就读好几个月了，才在一次与朋友的侃谈中蓦然意识到它的新闻价值。我们往往都有一个对新闻认识的盲点，而这盲点的形成往往都是因为我们对它的司空见惯。因为司空见惯，我们的思维便有了惰性。二是此稿是一种依据思想线索谋篇的方式，需要大量的素材。如若靠短暂的时间采访，材料的获得往往不足。况且在未曾构思谋篇之前，哪些材料撰稿时能用得上，哪些可能用不上也不得而知。总之，写这种稿子需要大量的材料，不是几天采访就够的。对策是确定题目后，不急于集中采访撰写，平时注意搜集点零星素材。这一个月，我去了青岛、平度、莱州、昌乐、寿光、济南等地十多所学校，采访了中学校长、教师、家长及学生近百名。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脑子里有个初步框架后，写起来效率要高一些。

　　(注：采访后写出报道《城市学生下县就读调查(1-3)》 ，陆续于 2006年5月9日、 10 日、 15 日刊发于《大众日报》要闻版。)

　　新泰市及各乡镇成立了以乡村干部、驻地企业及当地有名望人士组成的群众自治组织平安协会，在筹资组织治安巡逻，调解矛盾纠纷上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我在与新泰方面电话交流时获得了这个信息，随即赶往新泰市汶南镇、羊流镇、东都镇、禹村镇，采访了部分镇村干部、企业代表、协会会员和村民。

　　多年来养成一个笨习惯：采访提纲拟到采访完。采访前先是设法充分了解对方情况，有一个基本认识。在此基础上，拟一“主题先行” 的采访提纲。 随着采访的深入，先前定的主题或事先的构思都会变，采访重点自然会随着变，此时采访提纲就要利用采访间隙重拟。除此，采访过程中，在对方言语的激发下，脑中会随时生出新想法，生出需采访的新问题。为避免对方思路及言语梗塞，自己一般不打断对方讲话，而是将新问题以几个字快速简要写于采访本上沿，伺机提问。这就形成了即兴提纲。

　　翻翻采访本，发现自己在这次采访中拟出的提纲竟达一百几十条。采访笔记足有 1.3万字，这自然不算对方提供的一摞文字材料。如此看似乎有点太浪费，但实际上不是浪费，说不定以后就用上了。(注：采访后写出报道《平安协会：社会稳定社会化》，刊发于2008年6月19日《大众日报》要闻版。)

　　文登建市20周年，领导派遣写其发展变化的重点稿。经3 天多采访，已采访完毕，稿件构思也基本有了形。想即刻回济南，文登的同志说：市委书记王亮这几天一直在外，未能与记者一谈，而当晚将由外地飞回，争取晚上与记者一晤。我便拖延了返济时间等他。当晚王亮书记回来很晚，未能见到。宣传部同志说，王书记明天事儿很多，没有时间见记者了，只安排了与记者们一同进早餐。第二天早餐，王亮书记请大家吃早餐，其间即兴侃谈了起来。 当时有一满桌就餐者，记者好几个，其他人都只愣愣地听，而我因有个采访本随身带的习惯，顺手抄起本，独自记录起来(稿中王亮书记的观点即出于此)。回来翻翻采访本，记录了一千几百字，所占用时间可想而知。因用餐时间短，我这顿饭仅只吃了个半饱。 别人都盯着讲话者，皆未注意到。饭桌上采访是常事，未吃饱倒少有。

　　(注：采访后写出报道《 创新创优文登升级》，《大众日报》2008年9月16日头版头条。)

　　2008 年秋季编辑大众日报70年报庆丛书时，见山东法制报一稿：几个大学生大学毕业后户口回到村里，却享受不到村民待遇，因此给村里打官司……始对当下“非转农”难问题关注;2008年11月，到潍坊市奎文区采访“社区民主”，听区人大主任侯方恒讲，当地非转农工作很有创举;2009年3月20 日到青岛市城阳区采访农村住房建设一稿，在北后楼村采访时获知，该村6 个大学毕业生户口全回到村里，并享受到村民待遇;2009年6月9日在寿光市小东关村采访“城乡资源双向流动”一稿，得知该村前几年农转非农民如今想非转农却都因政策限制难转成;2009年6月17 日在莱芜市艾山街道采访“城乡资源双向流动”一稿时，一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知近年来最少百十人申请非转农而没有一人申请农转非。

　　2009年7月 14 日至7月17日，大众日报一版刊出我与记者姜国乐合写的《聚城乡资源双向流动》系列重点报道，结尾时关于“发展中的美丽问题”阐述中，有一段为：“ 非转农是近年来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已出现了城市户口往农村回流需求飚升及回流难现象……”这的确是一发展中的美丽问题。解铃还需系铃人，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靠发展解决。至此，写一篇探索性非转农问题调查主意已定，采访对象暂定以上几个地方，可择空而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