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历史题材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里，黄埔军校毕业的杨立青参加过红军反围剿作战，抗战时期也在八路军奋勇杀敌。既指挥得了军事，也精通情报作战，重庆谈判时期更是将了大哥杨立仁一军。

　　剧中，蒋介石全面打响内战后杨立青被安排到东北做起了军需部长。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当年我党最早进东北负责此事的，是开国中将韩振纪。就如剧中的杨立青一样，韩振纪同样文武兼备，虽岗位调动频繁，跨行、跨地区、跨军地，但在不同领域都立下了不朽功勋。而他高风亮节，主动“让职、让勋、让名”，更是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宁静致远，淡泊名利的品质。

　　值建党百年之际，韩振纪之子韩辉、韩澍近日受邀走进红船杂志访谈间。聊起父亲韩振纪，韩辉、韩澍似乎有着讲不完的话题，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从解放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韩振纪将军的峥嵘岁月，犹如一幅气势磅礴的画卷呈现了出来。这其中，韩振纪将军让职、让勋、让名的“三让”故事给这幅气势磅礴的画卷增添了灿烂辉煌的气息。

　　由于韩振纪从1925年起积累了丰富的大兵团参谋工作经验，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谋将，粟裕很器重他，曾向军部提出要韩振纪任他的参谋长，但军部未答复。

　　1945年4月初，根据华中局、军部指示，粟裕率部开辟江南，成立苏浙军区，任军区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参谋长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刘先胜。

　　军部电示谭震林、韩振纪、肖望东调往苏浙军区，谭、肖未能成行，韩振纪则奉令担任新的军部军工部部长，随叶飞部渡江来到苏浙军区领导机关驻地孝丰井村，在苏浙一带准备筹建军工生产。这一地区军工建设规模很小，军部没有具体工作指示，也未调给干部，无法开展工作，韩振纪“心里很不安，要求回军部”。

　　这一次，粟裕干脆先让韩振纪任军区参谋长，参与组织第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然后才电报军部。当时，粟裕让韩振纪担任军区参谋长，手续上尚需经华中局、军部报中央批准。《赖传珠将军日记》记载：“6月13日，阴天。复韩振纪电，询其愿否留江浙军区（苏浙军区）任参谋长事。”

　　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如军委直接下达任职命令，他只有服从，但现在组织上要事先征求他个人的意见，这让他有些为难。从内心讲，他当然希望留在粟裕手下任职，这样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打几个大仗、硬仗，但这势必影响到原军区参谋长刘先胜的任职，因为刘先胜也很优秀、很有战斗经验，因此他不能表这个态。

　　韩振纪处事的一贯原则：先想工作，先想他人，把自己放在最后。在此情况下，他奉粟裕之命返回军部汇报工作，同时交流对本人职务安排的意见。最终，韩振纪没有回到苏浙军区在粟裕司令员领导下，而是重新担任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参谋长。

　　此后，战争发展，部队不断壮大，韩振纪的这一任职，对他一生的影响显而易见。为此，许多老战友为韩振纪感到遗憾，就连粟裕也甚有不解。1957年，粟裕随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时，曾当面询问时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的韩振纪，当年是何原因不当他的参谋长？韩振纪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不夺他人之功。”

　　1945年10月初，韩振纪奉命率由新四军2师、4师抽调组成的4个干部团开赴东北，于11月9日到达沈阳。1945年10月下旬，东北人民自治军成立。韩振纪抵沈阳后即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军工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在战争艰苦环境下，韩振纪与王逢原（东北军工部副部长）奉命指挥东北人民自治军军工部各厂撤出沈阳，向本溪转移，经抚顺分别从6个地区紧急向通化集中，再从通化向吉东转移，又从吉东向珲春转移，建立基地，在转移过程中，边转移边建厂，边生产大批武器弹药。这样的军工大转移史无前例。

　　当时，珲春有被军队从安图或北经牡丹江切断交通奔袭的危险，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指示军工部把珲春子弹厂、化学厂、炼钢厂迁到朝鲜。韩振纪亲自带人到朝鲜咸境北道靠近中朝边境的阿吾地实地踏勘，将数列车货物运到了阿吾地，由于苏军不允许，百余车皮的物资只好又拉回来。

　　在各方面都很困难的条件下，韩振纪、王逢原按照指示，领导东北军工的同志们艰苦奋斗，以中朝苏接壤的珲春地区为中心，创建了以珲春、兴山(现鹤岗市)、佳木斯地区；鸡宁(现鸡西)、东安地区；哈尔滨地区四大军工基地，从而结束了边转移边生产“打游击”的局面，初步形成了规模化军事工业生产布局。

　　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军事工业部。韩振纪仍任部长兼政治委员，王逢原仍任副部长。

　　1947年2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伍修权结束军调处工作回到东北，“东北局即确定军工部长由伍修权兼任。”这样一来，“对原来的部长韩振纪并无安排。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客观上形成有两位部长，”据当年军工部老同志回忆，通知下来后，韩振纪在自己任职忽然“悬空”的情况下，并没有向东北局提出什么要求，他很坦然表示：“伍参谋长兼部长对东北军工很有利，我愿意直接在伍参谋长领导下，做些力所能及的具体工作。”

　　1947年4月至5月，伍修权对东北军工部进行考察。1947年5月7日《伍修权关于东北军区军工部情况的报告》对东北军工部初创时期，即战争形势尚在被动的情况下所做的工作，包括从军工本部各级组织机构、各基地各厂的分布、设备、材料、生产、工人情况、干部作风给予全面、客观的肯定评价。有关韩振纪的内容，伍修权在这份长篇《报告》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最后该到韩振纪与军工部的组织问题。从我见到的5军团干部中，我认为韩是意识上最好的一个，作风艰苦，老军事干部，懂得些技术而又愿意搞这一套，这是很难得的。上次仓促下命令，以我为军工部长，而对他的工作又没有明文规定，这样在客观上自然使他难于放手工作。为了真正加强军工部的工作，我坚决主张仍以韩为部长兼政委，否则以我这不懂技术的人，直接担起这个担子来，不仅于事无补，真使我有点吃不消，由韩直接负责，由我从旁帮助，这种方式对工作是较为有利的。此事请速决定。”

　　1947年5月，东北局采纳伍修权的建议，重新下命令，明确韩振纪仍然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伍免兼职，以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身份领导军工部工作。

　　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各军区有军工，华中派人在大连办了建新公司搞军工，当时，东北军工部还管不了。1947年9月，战争形势好转，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派人与韩振纪谈，说他1941年就是新四军的首任军工部长，搞军工是内行，让他负责统一管起来。他说他是新四军来的，到东北搞军工的有从延安来的，有从晋察冀来的、有从晋冀鲁豫来的，他不方便管理，建议由资历更老的同志负责对工作更有利。

　　他这样表态，实际上是主动让职。后东北局召开会议，军工部改组，何长工任部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伍修权兼政委，韩振纪改任副部长。东北军工进入统一管理快速发展阶段。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即东北野战军），分为东北野战军与东北军区两部分，野战军兼军区机关。军工部归东北军区序列，正式改称为东北军区军工部。

　　此后，韩振纪主管的珲春基地，成为解放战争中我军重要的炮弹生产基地，生产了大量炮弹，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以前军工部只能生产小钢炮，1948年11月，韩振纪亲自领导珲春军工厂设计制造成功九二式70mm步兵炮，消息传开后，所有兵工战士都很振奋，因为这是“我党到东北以后制造后膛炮的第一门炮”。

　　1956年2月，根据中央安排，元帅赴苏联，向驻苏工作和留苏学习的中国军官授予军衔和勋章。

　　在授衔仪式上，代表周恩来总理正式颁授韩振纪中将军衔（此前，由于工作需要，军委已先行授予韩振纪中将军衔），并代表主席授予韩振纪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衔授勋后，其他军官感到无比光荣、自豪，韩振纪却一脸凝重。授勋的情况，他在苏联，事先并不知道，他认为授予他一级八一勋章授高了。按规定，一级八一勋章只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师（含师）职以上的军官才能授予。

　　1956年2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军事人员授衔仪式上，元帅和苏军将领。右一为韩振纪中将。韩振纪执意将一级八一勋章退回，因此在典礼上只佩戴了两枚勋章

　　韩振纪在1933年以前即任红13军参谋处处长、副参谋长；1933年任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军事团副团长，这些职位都是由师以上任职经历的干部来担任。组织上授予韩振纪一级八一勋章，是经过全面而严格的审核，根据他的实际任职情况决定的。

　　但韩振纪却固执地认为，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的职务履历表中，没有“师”这个字眼，据此就不能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只能授二级八一勋章，这次给他授一级八一勋章，是北京来的同志“把勋章带错了一枚”。尽管有的老战友劝他不必这么认死理儿，但他执意将一级八一勋章退回，只佩戴两枚勋章参加典礼。以后一段时间，在一些重大外事场合，他只佩戴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而从不佩戴一级八一勋章。直到此后北京又送来一枚二级八一勋章，他才把这枚勋章挂在了胸前。

　　对韩振纪执意“让勋”之举，老战友们和家属都不理解，但韩振纪一律不予解释。在他心目中，什么职务、地位，尤其是个人荣誉，都是能让则让，他在填写自传职务时也“就低不就高”，从不搞无原则拔高的做法。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韩振纪的克己低调是出了名的。对此，与他熟悉的老同志大都有很深的印象。

　　战争年代，他所在的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五纵队及新四军第二师没有副司令、副师长，他身为参谋长，许多重要电文需经他手转至上下。在电文上署他的名字是需要他负责的，他从不避之，但有一些关系不大，特别是报功一类的，他认为署一大串领导无必要，有司令、政委签署即可，他往往提笔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他这个参谋长不署名，于是下边各旅（分区）、团参谋长也效仿他，这种做法在韩振纪战斗过的部队约定俗成，成了惯例。

　　1957年9月，以元帅为团长，陈赓、任副团长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抵莫斯科，与苏方举行关于和导弹生产技术援助及勘建导弹试验靶场等问题的政府间谈判。

　　1957年9月，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访苏。右一为韩振纪武官、右二为副团长、右四为陈赓副团长、右五为团长、右七为外贸部副部长李强

　　这次谈判比较成功，本来，聂帅拟派韩振纪携带文件紧急乘飞机专程返回北京，向中央汇报各项目谈判情况，呈报和苏方协定的各个项目草案。当聂帅征求韩振纪的意见时，他表示雷英夫曾担任过叶帅及周总理的军事秘书，因此由雷英夫回京向上面汇报更方便些，于是聂帅改派雷英夫代替韩振纪回国汇报。雷英夫回国后，向周总理作了详细报告，周总理认为代表团的谈判效果是良好的。

　　韩振纪从苏联归国后，主管全军军械工作，首长贺龙、、经常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如果允许，他就会派做具体工作的负责同志与会。他认为谁去对工作有利，就派谁去，同时也可以给军委首长提供了解这些同志的机会。

　　韩振纪与许多老前辈一样，终生谦虚谨慎，在任何场合包括在家里都不议论个人功劳，更不准别人宣扬自己。20世纪60年代，曾有些地方或部队作家采访他，想写他的革命历史，对此，他有个一贯的原则：多谈别人，少谈自己。

　　他总是主动介绍老部队、老首长和老战友的事迹。他说，事情都是在上级领导下，大家一起完成的，他只是其中一员。韩振纪有个老战友历史贡献很大，但讲话喜欢吹吹呼呼，韩振纪对他说：“讲话也不能乱弹琴，年轻人不要学你这些。”他自己则是知道多少讲多少，记不得就是记不得，大仗就是大仗，小仗就是小仗，没打就是没打，绝不否认成绩和缺点，实事求是，不文过饰非。

　　1950年，吴运铎开始闻名全国，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全国各地请他去作报告。韩振纪是吴运铎在新四军军工部、新四军第二师时的老首长，吴运铎在写《把一切献给党》一书时，曾把书稿送给韩振纪审阅。当韩振纪看到书里多处提到韩部长的培养及对军工事业的贡献时，便提笔把这些内容全部勾掉。

　　20世纪60年代，有位作家写了一篇有关韩振纪的文章，讲述了他亦文亦武，从新四军军工部到东北军工部艰苦奋斗，组织领导生产武器弹药的事迹。韩振纪听说后，把这位作家请过来，取出稿子一看，题目为《人民兵工轻武器之父》，韩振纪脸色顿时沉下来。他说：“这篇文章不再看了，本人坚决不苟同！”韩振纪拒绝该作家用文学报道方式给他任何赞誉，并讲了他这样做的道理。这位作家原认为从韩振纪的经历看，称他为“人民兵工轻武器之父”名副其实，但听韩振纪这样讲，对这位革命老前辈不由得由衷赞佩。

　　在韩辉与韩澍的记忆中，父亲韩振纪是个大忙人，很少能够见到他。往往难得相见的日子，也是伴随着韩振纪对他们的严厉教育。“他很少和我们谈论自己的过往，以至于我们长大后也是根据父亲老战友的回忆和相关的史料才了解到他光辉的革命往事。”

　　除了很少对子女谈及自己的过往，韩振纪对子女也从不搞特殊化。“父亲对我们从来没搞过特殊化，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老百姓的孩子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而且你比老百姓的孩子还要吃苦。”韩辉与韩澍当年入伍时，去到的都是条件异常艰苦的部队，但韩振纪却从未为他们“打过招呼”。

　　事实上，韩振纪与不少著名将帅都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红军和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军事教育战线工作多年，当年的红军学校、抗大学员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党政军高级干部，“如果他想走后门帮助子女是很容易的，随便找一个人都行，但他从未这样做过。”

　　如北京军区的不少领导干部曾是韩振纪的学生或部下，韩澍入伍后在北京军区某部当炮兵，他们却丝毫不知。韩辉更是在驻扎河南某山沟里的部队炊事班中负责养了一年多的猪。

　　针对当下出现的年轻人入伍后拒服兵役的现象，韩辉和韩澍认为，这其实是部分年轻人缺乏吃苦精神的体现，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例如，现在一些父母生怕自己的孩子吃苦，对孩子的教育不像过去一样是让孩子主动学会吃苦，甚至认为把孩子的一切都铺垫好才是对孩子最好的关爱。

　　“我们常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际上，吃苦未必是坏事，因为吃苦受磨难这也是人生的一堂课，你缺一课，你的人生可能就不圆满。当你遇到坎坷的时候，你可能就过不去。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些孩子到部队后，适应不了部队的艰苦环境，吃不下这份苦，从而导致了一些拒服兵役的现象。”

　　韩振纪，出生于1905年，河北高邑人，是河北籍仅有的两位开国中将之一。他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1924年考入保定讲武堂，毕业后在冯玉祥国民军参加北伐革命战争。中原反蒋战争失败，部队被改编为第26路军。

　　1931年，韩振纪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革命生涯历任红5军团军参谋处处长及副参谋长、抗大大队长及分校校长、新四军军工部部长、新四军师参谋长、军区参谋长、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部长（1947年9月改任副部长）、驻苏联大使馆中将武官、总参及总后军械部部长（总后党委常委）、总后勤部副部长等职。1975年3月30日，韩振纪因病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