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2013年10月14日，采集小组在北京访谈何钊时的合影，前排左一何钊、左二何钊女儿。

　　②2013年10月15日，采集小组在河北农业大学访谈百岁的毕桓武教授（左）。

　　2013年7月，刚刚走出校园的我，带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一头扎入董玉琛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作中。从开始对董院士的一无所知，到逐渐了解，并深深地折服与敬仰；从最初的紧张不安，挫折时的焦虑，到最后的感动与感恩，回首采集历程，收获颇丰。

　　董玉琛院士已于2011年仙逝，我从未见过董院士，对董院士知之甚少。当听到将由我主笔撰写研究报告时，我深感不安。幸好采集小组中有董院士的家属、学生和同事，他们对董院士生前的工作很熟悉，而且对董院士感情深厚。不论是在小组会议讨论中，还是在采集过程中，我都能体会到他们对董玉琛院士的敬仰与缅怀。研究报告初稿完成后，采集小组的各位老师分别审阅不同章节内容，并提出修改意见，使得研究报告不断完善。至董院士学术传记正式出版前，我已将其改过近20次。突然想起，董院士的一位学生告诉我，董院士曾将他的一篇论文改了13次。当时惊叹董院士对学生之严格，科学研究之严谨。这种严谨的学风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感染了我们。而在采集工作遇到困难时，采集小组的各位老师总是能给我以强大的支持与鼓励，这是采集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并且较好完成的关键因素之一。

　　董院士出生在河北高阳县，后考入北京大学并参加革命，曾奔赴张家口解放区，在组织安排下考入河北农业大学，毕业后进入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今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曾在苏联哈尔科夫农学院留学并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从事作物种质资源工作。董院士的经历相对较简单，工作后一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因此她工作后的相关资料保存比较完整。但是在学术成长时期，她先后在高阳、北京、保定上学，其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她小学、中学和大学时期的资料采集存在一定困难，我们采取从易到难的策略，先去河北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档案馆采集董院士大学时期的相关资料。在河北农业大学，我们很幸运地采集到了董院士的大学毕业证、成绩单和毕业照片等关键资料，我们还在河北农业大学访谈到了董院士的大学老师，年届百岁的毕桓武教授，了解到董院士在河北农业大学的学习情况。在河北农业大学农学院，董院士系统学习了农业科学知识，为她此后从事农业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在采集过程中，我们正是采用由易入难的策略，通过容易采集到的资料，进而拓展，发现了和采集到更多的资料。

　　董院士是先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院，后转入农学院，是什么促使她转换了专业呢？我对此疑惑不解。在阅读董院士人事档案时，我发现董院士是在北京大学加入的中国，在她的党员登记表中，对此有相关的表述，并记载有两位入党介绍人。通过这一关键线索，我们尝试着去寻找董院士的入党介绍人，发现其中一位入党介绍人何钊女士还在世。我们便联系何钊女士进行了访谈。何钊女士不仅是董院士的入党介绍人，还是董院士北师大附中的同学，曾在北京大学与董院士一起开展革命活动，奔赴张家口解放区。通过访谈何钊女士，结合董院士档案里的记载，我们确定了董院士在北京大学由医学院转到农学院的原因是当时革命的需要和学习兴趣的改变。此外，我们还了解到北师大女附中的相关情况，以及董院士在北京大学开展的革命工作、奔赴张家口解放区的过程，可谓收获满满。

　　在资料采集和报告撰写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董院士留学苏联时期的资料匮乏。我反复查阅董院士的人事档案，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但只找到了她出国前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的资料。我又到国家图书馆、国家农业图书馆查阅相关书籍和期刊数据库，希望其中能收录有董院士回忆苏联留学经历的文章，但均无所获。同时，我又请采集小组其他老师帮忙询问是否还有与董院士一起去苏联留学的专家在世。在各处搜集均未果的情况下，我想起在董院士办公室还有部分零碎的纸张资料未经整理，于是就抱着迟早要整理的心态，去整理这部分资料。在整理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了董院士写在一张面试人员名单A4纸背面的一段文字，其中居然记录的是她在苏联留学时期撰写毕业论文的经过，而且记载了她在莫斯科查资料写论文，巧遇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留学生并演讲的过程。这一发现，让我欣喜若狂。冷静下来后，我进一步分析，董院士写了留苏时期的这个回忆手稿，很有可能曾发表过相关的文章。于是我转换思路，用“留学苏联”“留苏”等关键词再次进入期刊数据库检索，果然，我检索到了董院士发表在《农业科学通讯》1959年第19期的《留苏归来》一文，里面更为详细地记载了她在留苏期间与导师的交往、开展实验遇到的问题等重要事件。随后，我又在中国工程院网站找到董院士写的院士自述，其中不仅回忆了在苏联的留学经历，还写下了苏联留学及在瓦维诺夫全苏植物栽培研究所进修的经历对她此后学术生涯的重要影响。采集到这些资料，让我们逐渐了解了董院士在苏联留学的情况。此外，我们还获知董院士的丈夫胡含先生，曾和董院士一起在苏联学习。我们通过访谈胡含先生，不仅印证了很多关键事实，还获得了更多董院士在苏联留学时的生动事例。此后我们逐渐采集到了董院士在苏联留学时的试验记录本、照片等珍贵资料。这一时期的资料逐渐丰富起来，研究报告的相关章节也顺利完成。我们的坚持不懈，获得了可喜的回报。

　　在采集资料和研究报告的写作过程中，虽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但是董院士留下的正能量一直激励着我。每当采集工作进展缓慢时，我会想起董院士曾手书的治学格言“循序渐进，勇于创新”；每当资料搜集遇到困难时，我会想起董院士不畏艰险，年近六十还带队野外考察的事迹；每当苦于资料的缺乏而难以推进报告的写作时，我会想到董院士50余年如一日坚守在我国作物种质资源事业上，持之以恒，不懈追求的精神。

　　在我们的口述访谈中，我能真切地感受到曾与董院士工作过、交往过的人们，对董院士严谨求真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的人格品质的由衷赞赏与敬仰。他们讲述的一件件看似平凡的小事，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海，让我备受感动。从事董院士的采集工程，无疑让我经历了一场科学精神的洗礼。其实，采集工作本身就是在传承和弘扬科学精神。

　　采集工作的顺利完成，是采集小组所有成员共同努力的成果。当然离不开董院士亲属、朋友和同事的支持，也离不开董院士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单位的帮助，感恩所有在采集过程中给我们帮助和支持的人们！

　　董玉琛院士曾把从事农业科研工作的体会总结为“脚踏实地，勇攀高峰”。当采集工作完成后，我最大的感悟亦莫过于此。希望所有脚踏实地参与采集工程的人，都成为科学精神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勇攀科学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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