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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农场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因特殊历史事件，经由特殊历史决策而形成的特殊社区。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性社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华侨农场面临着发展困境和改革挑战。作为国际移民社区，华侨农场归侨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联系着华侨华人网络。华侨农场的发展关系着凝聚侨心、发挥侨力、发展侨乡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工作，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特别是21世纪以来，学者们分别从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对华侨农场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内容集中于华侨农场的发展历程、归难侨安置工作及相应的国家政策、华侨农场的体制改革、归侨的文化适应与认同等方面，既有对中国84个华侨农场发展历史的全景式记录，也有以某个华侨农场为个案进行参与式观察与研究。但基于语言学视角对华侨农场进行的调查研究尚不多见。
归侨回国后的语言适应和语言选择状况如何？语言作为文化最主要的载体，在归侨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语言资源如何赋能侨乡发展？本研究以福建泉州双阳华侨农场为个案，以调研数据资料为基础进行分析，以期为华侨农场与归侨研究提供不同的视角。
双阳华侨农场位于传统侨乡福建省泉州市，创建于1960年2月，是20世纪60年代初为紧急接待安置印尼归难侨而第一批建立的华侨农场之一。从1960年4月—1961年4月，农场先后接收和安置来自印度尼西亚（下文简称“印尼”）的邦加汶岛、石叻班让、邦加-勿里洞、棉兰、巴厘岛等地的归侨共5批2900人，分别安置在阳山、坪山、南山管理区，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1961年5月之后，双阳农场又陆续安置了印尼、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的归侨313人，1978—1980年安置了越南归侨274人。1960年初，有一部分归侨重新安置至福建省福清东阁华侨农场和宁化泉上华侨农场。20世纪70年代之后，有一部分归侨移居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以及我国的港澳台地区。
双阳华侨农场设立之初为国营农场企业，主管部门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福建省侨办）。20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农场开始了转型。遵照中央、福建省委的指示精神和农场的实际情况，1997年3月福建省侨办将主管权力下放，把双阳华侨农场划归给泉州市鲤双阳华侨农场设立之初为国营农场企业，主管部门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福建省侨办）。20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农场开始了转型。遵照中央、福建省委的指示精神和农场的实际情况，1997年3月福建省侨办将主管权力下放，把双阳华侨农场划归给泉州市鲤城区管理；1997年8月泉州行政区划调整后，归属洛江区管理；1998年4月设立乡镇一级行政建制，称为双阳镇。改制后实行政企分开，但仍保留华侨农场经济实体，隶属镇企业。2005年，双阳实行“镇改街道”“村改社区”，成为洛江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地还是习惯称其为双阳农场。目前农场共有归侨侨眷约有2250人，主要为印尼归侨侨眷。大多数华侨农场位于传统侨乡地区，双阳农场所处的泉州地区是传统的闽南侨乡，可作为研究归侨语言适应的典型个案。
本次调研对象为双阳农场的归侨侨眷。调研时综合考虑性别、年龄、代际、原侨居地、祖籍地等变量进行样本抽取，并采用入户一对一访谈式调查法获取样本数据，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62份。本次调研的归侨年龄最大的92岁，最小的61岁。目前居住社区主要是南山、阳山和坪山。其祖籍地大部分为福建省闽南地区，部分为广东省和海南省；原侨居国大部分为印尼，另有零星安置的越南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归侨。问卷调查对象的背景信息如表2所示。
研究采用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方法，在2023年1月—9月深入双阳农场开展调研。以问卷调查为主，问卷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14个语言生活相关问题，包括语言能力、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三个维度。语言选项包括侨居地语言、普通话、闽南话、祖籍地方言和英语。考虑到归侨侨眷的多语能力，问题大多设定为非单选。
此外，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访谈归侨侨眷13位，访谈对象以归侨和侨二代为主，并综合考虑性别、年龄、代际等变量。访谈在预先设计的问题指引下进行，以增强访谈结果之间的可比性以及与问卷数据之间的匹配度。在征得被访者同意的情况下，对访谈全程进行了录音，总时长499分钟，后将其转写成125505字的文本，以自下而上的扎根理论进行编码。最后将访谈数据与问卷数据相结合进行主题分析。访谈对象姓名按照学术规范进行匿名化处理并进行编码。编码的首字母为姓氏拼音的首字母，第二个字母表示性别（M为男性、F为女性），数字从1到4分别代表“归侨、侨二代、侨三代、归侨配偶”。访谈对象基本信息如表3所示。
“语言适应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旨在解释言语交际策略如何受心理动机和情感因素的影响。进入80年代以后，语言适应论被运用于对移民社会的语言多样性进行调查。世纪之交，进化论研究范式的引入，进一步完善了语言适应理论；选择与适应是该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既包括语境变化引起的语言适应，也包括语言的选择导致语境的改变与重塑。双阳农场归侨大多在侨居地出生，回国之后面临着文化适应问题。语言作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归侨文化适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部分归侨的第一语言是侨居地语言，也有部分归侨从小同时习得祖籍地方言。侨二代的第一语言呈现在地化趋势，大多包括农场当地方言闽南话，同时也包括侨居地语言和普通话。侨三代的第一语言则以普通话为主，选择闽南话的也占较高比例。因为缺少语言环境，祖籍地方言衰退严重。第一语言习得状况的综合数据如图1所示。
印尼约有300种地方民族语言，使用人数较多的语言有爪哇语、巽他语、巴厘语等。并非所有印尼人都掌握印尼语，有相当一部分印尼人只会讲当地的民族语言。不同岛屿之间语言使用状况不尽相同。归侨的第一语言习得情况同侨居地语言环境有很大关系。如，勿里洞岛的华人以客家人为主且方言传承状况良好，所以勿里洞岛归侨最早习得的语言除了侨居地语言之外还包括祖籍地方言客家话。
我讲客家话。我们是客家人，家里讲客家话。我们是勿里洞回来的。父母都是客家人，一个陆丰、一个梅县的。（20230513，YF2访谈记录）
而巴厘岛华人虽以闽南人居多，但方言断层明显，所以巴厘岛归侨第一语言大多不包括闽南话。
我祖籍漳州龙海，在家里没有讲漳州话的了，因为我们好几代之前就去南洋了，我爷爷都是出生在那边的，他不会讲闽南话。奶奶祖籍不知道了。（20230616，JM1访谈记录）
调查显示，大部分归侨和侨二代具有“普通话+闽南话+侨居地语言”的多语多言能力，侨三代则大多只具有“普通话+闽南话”的多言能力。总体而言，归侨侨眷对普通话的掌握状况最好，对侨居地语言和祖籍地方言的掌握状况代际衰退明显，对当地方言闽南话的掌握情况总体较好但也开始呈现衰退趋势，对英语的掌握状况普遍较差但呈现上升趋势。语言能力状况的综合数据如图2所示。
我祖籍广东蕉岭，我们是客家人，讲客家话，也会讲印尼话和邦加话。在印尼时，家里讲客家话，对外讲印尼话或邦加话。在印尼时读的是中华学校，所以也学普通线访谈记录）
我的孩子听能听得懂，但不爱说。我平时和我爸妈交流还是用巴厘话更多。他们老一代归侨也都是用巴厘话。他们现在虽然也会说普通话，但有时一些想法用巴厘线访谈记录）
归侨的家庭常用语选择以“普通话+侨居地语言”的情况最为普遍。侨二代的家庭常用语选择以“普通话+闽南话”为主，“侨居地语言”也有一定使用频率。侨三代以“普通话”为家庭常用语的情况最多，“普通话+闽南话”的情况也占一定比例。家庭常用语调查数据如图3所示。
调查显示，归侨家庭的语言环境多语多言并存，侨居地语言和祖籍地方言在家庭中的使用呈代际衰退趋势，普通话在家庭中的使用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闽南话在家庭中占有一定比例。
家里讲话是混着说的，有客话、闽南话、普通话，讲好几种话。我们这些老的还可以用印尼话交流。孩子印尼话和客家话讲得就不太好。孙子只会讲一些日常的（印尼话和客家话），基本上都讲闽南线访谈记录）
年纪更小的三代，很多能听，但不愿意说了。你和他说巴厘话，他回你普通话。你和他说闽南话，他也是能听但也不说。他都能听，但不说了。（20230616，ZF2访谈记录）
该项调查只针对归侨和侨二代。无论是归侨还是侨二代，选择“普通话+闽南话”为工作常用语的占比都是最高的，同时，侨居地语言在归侨侨眷的工作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工作常用语调查数据如表4所示。
巴厘话从小说的肯定更流利。闽南话是本地话，工作时常说的是闽南话，出了农场普通线访谈记录）
双第华侨农场，在龙海。那里很多我们邦加岛的，所以过去他们连开会都讲邦加话，他们的领导也讲邦加话，传达文件也是邦加线.社区常用语调查
问题设置为“您和其他归侨侨眷交谈的常用语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归侨的社区常用语选择最主要的是“侨居地语言”，侨二代则以“闽南话+普通话”最为普遍，侨三代以“普通话”为主。社区常用语的使用状况呈现“侨居地语言→本地方言（闽南话）→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代际转移趋势。社区常用语的调查数据如图5所示。
调查发现，农场内部归侨之间的交谈还是以侨居地语言为主。特别像南山社区这种归侨几乎全部来自巴厘岛的社区，老归侨之间交谈基本上使用的都是巴厘话。而像阳山社区这样，归侨原侨居地来自印尼不同岛屿，人们交谈时的语言选择则比较复杂。一般而言，来自相同侨居地的使用侨居地语言，来自不同侨居地的使用印尼语或普通话。
双阳农场语言景观带有明显的归侨语言文化色彩。如集中安置巴厘岛归侨的南山社区，归侨大多自称“峇厘村”，社区入口处立有一方石碑用中印双语写着“印尼峇厘村KAMPUNG BALI INDODESIA”。社区大门是巴厘岛标志性的“阴阳门”，旁边是同样颇具巴厘岛特色的四方佛龛。再如，阳山社区的归侨新村的楼栋名称用的是“泗水”“万隆”等印尼地名。
农场归侨回国后的语言适应结果呈现明显的多言多语特征：一方面为积极顺应环境需要学会当地方言闽南话和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另一方面努力保持侨居地语言作为其归侨身份的标识，并希望在后辈中得到延续与传承。归侨的语言适应和选择，改变了华侨农场所在地的语言生态，使原本以闽南话为主的闽南乡镇出现了一个多言多语并存的移民社区。
南山社区原为“双阳华侨农场的南山管理区”，1961年4月25日接收安置了来自巴厘岛的归侨488人，其中包括15位随夫回国的印尼妇女。1998年，南山管理区改称南山社区。但归侨习惯上一直自称“峇厘村”。相同的侨居地背景使得南山社区归侨回国后能够延续其侨居地语言文化，并形成了具有鲜明印尼巴厘岛特色的语言生活与群体特征。
所谓“群体认同”是指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也就是身份认同，回答“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的问题。个人通过群体认同，把自己定位在某一群体之中，对内产生归属感，对外形成边界感。在社会建构论视角下，身份是个人与他人及社会环境互动协商的过程。语言生活和集体记忆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南山社区目前有归侨侨眷650人，其中，归侨126人。当年乘坐“果戈利”号回国的归侨已逐渐老去甚至离世，即使是当时在轮船上出生的最小归侨H女士也已到花甲之年。目前，南山归侨大多居住于社区新建的由56座小洋楼和4栋侨居楼形成的一个新农村安置区。老归侨们几乎每天下午都会聚集在社区的凉亭里用巴厘话聊天。有“外人”到来，他们都很乐意介绍自己在巴厘岛的生活。
我们巴厘岛很漂亮啊，风光好。村口的那个门叫阴阳门，就是我们巴厘岛才有的。我13岁回来，现在也经常会回忆小时候在印尼的生活，当时放学后去钓鱼、爬树、采水果，会回忆这些东西。（20230906，YM1访谈记录）
祖辈们到那里后被不同的印尼当地家庭收留，国内的语言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我们这种侨是“因难过去，送难回来”，不像一整个村好多人过去聚居在一起。我们祖辈过去后就分散了，被当地收留。所以也就第一代还会说祖籍地方言。后来很多跟当地人通婚，他们的下一代就开始说当地线访谈记录）
我爸爸妈妈没有文化，他们都不会讲普通话，也不会讲本地话（闽南话）。那些老人家都是印尼土生土长的，刚到这里时普通线访谈记录）
我们刚来时不会讲闽南话也不会讲普通话，也不会种地，所以当时每个生产队都安排了三五个老场员来教我们。我们慢慢学说闽南话，他们也和我们学巴厘话。像我隔壁这个邻居就是当时派来教我们种地的，他后来就百分百会说巴厘线访谈记录）
我妈妈叫Ni Ro Dje，入籍时取的中文名字是妮罗查。我妈妈华人和印尼的仪式都懂。我们这些归侨结婚啊、做媒啊、订亲啊，都是她出面，大家都信她。当时我妈妈和几个老归侨提议成立一个慈善会，大家都同意。当时经济也不好，有什么事，大家就你拿三斤米、我出两块钱，互相帮助。（20230922，JM1访谈记录）
我母亲也是华人，但祖籍是哪儿就不知道了。包括说我爸祖籍是安溪也不一定是对的。（20230617，BM1访谈记录）
巴厘话至今仍是南山社区的常用语，也是老归侨们从未忘记的“乡音”。南山归侨通过巴厘话构建自我群体认同，也形成了群体边界。社区入口处矗立的“阴阳门”和以中印双语写着“印尼峇厘村KAMPUNG BALI INDODESIA”的石碑显示着南山归侨鲜明的群体特征。“外人”进入南山社区，因为语言差异会明显感受到与南山归侨之间的边界感。
我们回国后还讲巴厘话，还保留着我们的服饰，保留着饮食习惯。基本上在家里都保持着讲巴厘话。出了村才会讲闽南话、普通话。进了村基本上都是讲巴厘线访谈记录）
基于相同语言基础之上的社会文化实践建构了南山归侨的群体认同与群体边界，归侨侨眷通过具有鲜明印尼特色的语言文化实践不断维系和加强这种群体认同。南山社区常见中印双语的语言景观，社区内有一条印尼美食街，还有一座双阳南山峇厘民俗文化园。每逢假日，归侨侨眷喜欢穿着巴迪克、可巴雅等印尼传统服饰，唱印尼歌曲、跳印尼舞蹈。
华侨农场作为一种特殊的移民社区，有其特殊的语言生活。归侨社区多语多言并存，侨居地语言在归侨社区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归侨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共同的侨居国生活及归国经历所形成的集体记忆强化了归侨的集体认同，并以共同的侨居地语言为载体构建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形成群体边界。为了适应回国后的生活，归侨同时学会了普通话与当地方言，部分归侨还保留了祖籍地方言。归侨与侨眷之间语言代际差异明显，大部分侨二代仍然可以熟练使用父辈侨居地语言，但工作和学习中已以当地方言和普通话为主；侨三代的祖辈侨居地语言和方言水平明显衰退，普通话成为他们的常用语。归侨社区呈现“侨居地语言→本地方言（闽南话）→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代际语言转移趋势。
华侨农场既是一种特殊的移民社区，也是一种伴随着全国数十个华侨农场改制而形成的具有侨文化特色的“特殊侨乡”，且大多设置于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传统侨乡中，其独特的语言生活状况值得更深入的调查与研究，以助推侨乡振兴及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开展华侨农场归侨语言生活调查。笔者调研发现，仍有部分年长归侨存在语言融入困难，特别是治病就医时的语言障碍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开展华侨农场归侨社区语言生活状况调查，了解归侨侨眷的语言需求，可以更好地为他们提供语言服务。第二，将语言调查纳入侨情普查项目，掌握侨乡语言资源状况。归侨社区的多元语言文化生态，是侨乡文化的特殊标签和宝贵资源，了解侨乡语言资源状况有利于深入挖掘侨乡特色文化符号、盘活特色文化资源，使侨乡走特色化发展之路。
第三，做好归侨社区语言规划，保护与传承侨乡语言资源。调查发现，归侨后代的侨居地语言和方言能力衰退明显。多元语言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侨居国语言既是侨乡宝贵的语言资源，也是归侨与侨居地亲人的重要情感纽带。丰富的语言资源有利于侨乡搭建海内外交流网络，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摘自：朱媞媞：《“乡音”未改：归侨的语言适应与群体认同——以泉州双阳华侨农场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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