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其相关研究聚焦于父母与子女的沟通、夫妻之间的交流、父母对子女接受媒介信息的影响以及在后喻时代子女对父母的文化反哺等问题。可见，家庭传播研究主要关注微观层面的问题，贴近实际生活，具有较强的人文关怀。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部分人与其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方式、一同解决家庭所面临的问题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在当下关注家庭传播具有更为深刻的实际意义——我们可以从家庭传播现象中理解新冠肺炎疫情给家庭带来的巨大影响。本期小羊就为大家梳理家庭传播的概念、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国内外的现有研究议题。

　　作为传播学的新兴分支学科，“家庭传播”（Family Communication）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专注于家庭成员的互动过程、交流模式、关系构建方式等过程性问题，因而可以被当作理解家庭关系的一种方式。

　　（1）家庭传播是指我们在社会交往中共同创造和协商意义、身份和关系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如何构建自己和我们家庭关系的方式。

　　朱秀凌.家庭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历史演进和发展路径[J].国际新闻界,2018,40(09):29-46.

　　（2）在家庭传播研究领域，家庭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基本的、相互依赖的、长期的关系承诺。

　　（3）沟通决定了家庭的现状，构建了家庭关系。每个家庭都在不断地重新协商现实以面对他们的未来。不要试图从一个具体的沟通实例或从一个家庭成员来理解家庭，而是应该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因为大多数家庭不只是二元关系，且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复杂的。

　　（4）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是创造及分享意义的象征性、相互作用的过程，是成员共同创造和制定家庭体系的手段。

　　传统的家庭传播研究将核心家庭（即由一对夫妻及其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2]）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近年来，随着父权社会的衰落及私人生活的变革，人们组建家庭的方式趋向多样化，从而出现了多种新型家庭。由此，家庭传播的研究对象也随之逐渐多元化。

　　（1）随着离婚率上升、家庭构成方式多元化，单亲家庭、领养家庭、同居家庭、同性恋家庭等家庭类型出现，家庭传播研究者也将研究对象扩展至这些新型家庭。

　　（2）研究聚焦于LGBTQ家庭成员，探索了他们眼中自己的家庭形象和其家庭的意义。研究发现，该类群体所构建的家庭表征更多基于情感和亲密关系而不是生物纽带。

　　注：LGBTQ群体是指女同性恋（lesbian）、男同性恋（gay）、双性恋（bisexual）、跨性别（transgender）、酷儿（queer）和其他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群体。

　　（3）关注离异家庭的儿童不适应情况，研究发现情感表达、尊重、同理心和积极的家庭沟通有助于理解与离婚有关的新情况及其带来的损失，促使孩子们可以更容易地面对父母离婚带来的变化。

　　（4）对于跨国收养家庭，家庭成员们通过话语、叙事和边界管理，在家庭内部（即家庭成员之间的内部沟通）和家庭外部（即与家庭外部的其他人的外部沟通）通过建立特定身份，提升收养的意义。

　　家庭传播研究的相关学者主张将家庭作为一个系统或整体来进行认知，故而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对于家庭传播研究来说皆是有效的方法。目前，学界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口述史访谈、民族志调查、问卷调查法、媒介分析法、日记访问法等，较为全面地拓展了传播学研究方法。

　　（1）研究通过口述史访谈（Oral History Interview）考察收集关系历史叙事（Relational History Narratives）的能力，并以此预测参与者被配偶的负面情绪所淹没、孤独、抑郁症状以及三年期间的婚姻满意度的发展轨迹，因为这些因素的发展轨迹的模式与离婚相关。

　　（2）研究采用民族志调查的方法，对以色列的58个家庭进行了自然观察，以此探讨在餐馆进行家庭聚餐时使用手机是否会影响亲子之间的面对面交流以及如何影响的相关问题。

　　（3）通过对200个家庭中亲代和子代共计400个样本的问卷调查与配对比较，试图从量化的角度描述与解析由数字鸿沟引发的文化反哺现象。此项调查中的问卷有父母版和子女版两个版本，在结构和内容上基本相同，但在许多问题上的措辞（主要表现为提问立场）有所差别。

　　周裕琼.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对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的量化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36(02):117-123.

　　近年来，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更迭及其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我国家庭传播研究十分关注后喻时代下的亲子沟通，尤其是子女对父母的技术反哺。同时，也有研究关注了远距离的家庭传播，如留守儿童与其父母关系的维护，以及数字时代下父母对子女媒介使用的干预措施及其影响因素。

　　相比起来，国外的家庭传播研究起步较早，现已发展出较为细化的研究议题，包括家庭组建、家庭性别角色分工、沟通方式、养育问题、亲人去世及家庭成员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等多种议题，几乎涵盖了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及家庭发展的整个生命周期。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学界中还涌现出一批有关疫情对家庭传播的影响、疫情下的人们如何与家人维持良好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1）农村家庭中的微信反哺受到家庭网络基础设施、亲代人学习意愿和学习能力、家庭氛围和亲子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微信代际反哺遇到其中任意因素的阻碍时，微信反哺就无法顺利进行或完成。农村家庭中的微信反哺并未抹平代际数字鸿沟。下载安装、注册微信等行为以子代代理方式进行，反哺过程止于简单的微信日常操作，大多数中年父母并未从中习得相关新媒体技能，自身不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

　　缔造更牢固的亲子关系提供了突破口，最根本的突破口还在于城乡二元结构的调整。

　　胡春阳,毛荻秋.看不见的父母与理想化的亲情:农村留守儿童亲子沟通与关系维护研究[J].新闻大学,2019(06):57-70+123.

　　（3）通常而言，限制型干预被视为一种不良策略，因为它被认为对子女过于控制，因此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回旋镖效应”（boomerang effects）。另一方面，积极干预和共同使用则被认为更为可取，因为它们更有利于孩子自治。然而，这些策略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其有效性更取决于子女年龄、家长媒介素养、干预实施方式、亲子关系、家长媒介行为、子女网络负面经历等因素。

　　曾秀芹,柳莹,邓雪梅.数字时代的父母媒介干预——研究综述与展望[J].新闻记者,2020(05):60-73.

　　（4）研究结果表明，在新冠肺炎期间，参与者和其伴侣相处时会采取八类应对措施以缓解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寻求逃避、强化亲密程度和联系、管理日常生活、参与社交网络、练习正念、有目的地利用时间、设置个人界限和规划未来。

　　注：在本文中，正念练习包括向伴侣展示善良和耐心，进行心理健康检查，或求助于宗教、冥想。

　　（5）通过从性别中立的角度出发重新定义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及其任务，提高性别中立的意识，并在婚姻中尽早协商，可以在全职父亲的生活中构建其理解看护(和工作)角色的新方式。

　　（6）失去亲人的参与者表示，他们的悲伤是属于自己的隐私。在此基础上，他们创建了三种规则，即选择性规则、回避规则和积极规则，它们控制着他们如何与他人交谈他们所爱的人（所失去的亲人）。然而，尽管有这些规则，但参与者还是表示他们与家人、朋友和伴侣有过一些激烈的交流。造成这些交流发生的主要原因有边界规则错误、不同的隐私取向及对规则的故意违反。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纽带。因此，家庭传播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家庭关系的一种方式，同时也为我们从微观层面理解社会问题与行为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然而，目前我国的家庭传播研究集中于文化反哺、父母对子女媒介使用的干预策略、父母与子女关系的维护等方面，尚缺乏对家庭发展的其他各个阶段及家庭生活其他方面的深入探讨。

　　未来，我国的家庭传播相关研究应当致力于发现和探讨家庭发展各个阶段中的不同问题，并在新的社会问题中探究家庭传播。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家庭仍处于深刻的变革之中，其发展也依旧受到传统的儒家文化和父权制度等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我国的家庭传播时，也要注意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

　　[1]朱秀凌.家庭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历史演进和发展路径[J].国际新闻界,2018,40(09):29-46.

　　[2]陈国强,石奕龙.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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