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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老师，感谢您的信任，让我有机会再次为您作一访谈。还记得2016年夏秋时节为了纪念《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30周年，我曾经两次登门访问您（访谈稿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方法与精神——钱理群教授、温儒敏教授、吴福辉研究员访谈录》为题，刊于《文艺研究》2017年第10期）。
2016年7月，温儒敏先生（左）、钱理群先生（中）、吴福辉先生（右）在纪念《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
一晃6年过去。这6年间，您除去继续领衔教育部统编本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还出版了多部著作。我注意到，其中有数种都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既包括您的学术自选集《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也包含若干新著，像《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与《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等。尽管您投身语文教育事业之后也一直未离现代文学研究的本行，但像最近几年这么密集地出版现代文学著作，还是挺引人注目的。请问这是您到了一定的人生与学术阶段有意为之的吗？
温儒敏（以下简称“温”）：跟年龄或者人生阶段好像关系不大，我有七八种著作都是退休之后写的。近几年集中出版三部有关鲁迅与现代文学的书，是我多年来研究积累的梳理和发挥。也因为新冠疫情袭来，居家的时间多了，反而可以静下心来写点东西。我这些年还担任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那工作不像做学问这样单纯，需要面对各方面的要求和压力，花费很多精力，很累。当然，自己最适意的还是做点文学史研究，写点东西。
40年来，我出版了20多种书，发表了200多篇文章。说实在的，自己感觉学术上比较殷实，真正“拿的出手”的不多。之所以编选《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这本自选集，并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也就是作一番回顾与检讨，让后来者看看一个读书人生活的一些陈迹，还有几十年文学研究界的某些斑驳光影。
而《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是一本给普通读者编的选本，共选鲁迅各类作品79篇，逐篇附加“讲析”，融入了一些研究心得，也是点到即止，还要深入浅出，颇费功夫。以往我写过一些鲁迅研究的论文，还有一些未成文的思考，也许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题目，引而不发，都体现在“讲析”中了。这样看来，“讲析”就不只是普及读本，也是一种研究性著作。与此同时，我还编了《鲁迅精选两卷集》，其选目注重经典性和文学性，每篇都附有几百字的“题记”，交代我对选文理解的要点以及“读法”，同样融入了自己的心得。这两种书花费不少心血，但也知道，如今学术泡沫化，出版鲁迅的书非常多，我这些并非以论著形式呈现的著作，恐怕也难于引起研究界的对话的。
至于《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出版后倒是有十几家主流媒体报道，许多学界先进也给予肯定和鼓励。这是我在40年来讲授现代文学基础课多种讲稿基础上的节录和重写，并非完整的文学史，也不讲求论文式的章法规矩，但每一讲都力求有所发现，有属于自己的“讲法”。我还是比较看重此书的。
李：您这三部现代文学研究新著，或许分别可以用“生涯”“资源”与“实践”三个关键词加以概括。在《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的“题记”中，您指出自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大都“有其现实的针对性”。而鲁迅一书则是您将现代文学最为重要的精神资源接引进入当代生活的一种努力。至于《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其间的“致用”意味就更加明显。在2016年接受我的访谈时，您说自己“是比较注重‘致用’的，这个‘用’不是实用，而是力图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与现实对话，有一些较切实的思考”，“总是以现实关切做研究的驱动力”。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致用”是您的现代文学研究的一条主线，以及您越到晚年对此愈加自觉呢？而其中是否也蕴含了您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价值的理解？
温：你有些过奖了，却也说出我做学问的一些想法。我的治学确实较多现实关怀，始终认为人文学科研究要有自由和超越，又最好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现实。
多年来，我的用功主要是在四个方面：一是鲁迅研究。我1981年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鲁迅与日本理论家厨川白村的关系的。我不是“鲁研”圈子里的人，但也断断续续发表有关鲁迅的文章。最近新编鲁迅的两种书，是想强调鲁迅作为现代重要文化资源的当代意义，注意鲁迅是“文学家的思想家”，在关注和欣赏鲁迅的创作个性与文学性的同时，凸显其富于批判性的思想力；二是作家作品研究，包括某些当代作家；三是文学思潮与文学批评研究。我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是这方面的成果；四是现当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写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等书。我不太愿意做象牙塔里的学者，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应当有一部分是偏于“致用”的。现代文学以及鲁迅的研究，尤其要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与现实对话。
李：不过也毋庸讳言，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始终都有一种批评或者忧虑的声音，那便是认为其与时代贴得太近与太紧，缺乏足够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往好处说，“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和时代的变革息息相关”（这是借用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11届年会开幕式致辞》中的说法）；但另一方面，这一学科也的确更易受到时代潮流的干扰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牵制。前辈文学史家就直言现代文学研究做不出“一流学问”。这也道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某种压力与困境。对此您怎么看？
温：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决定了这门学科的现实性，很难如同研究古典文学那样“超然”。但现代文学研究对于现实社会文化及“文学生活”的影响之大，又可能是古典文学研究所不及的。前辈学者说现代文学研究做不出“一流学问”，有他的道理。在学术被政治捆绑的年代，独立思考受到钳制，多数情况下只能“命题作文”，现代文学的现实性往往被简化为政治性，的确做不出“一流学问”。所以当年许多学者宁可去做那些相对远离现实的考证之类学问。现在的情况不同，虽然仍有各种制约，但研究的空间还是开阔多了。
问题是，什么是“一流学问”？标准是怎么定的？我看不必照搬古典文学的治学标准来要求现代文学研究。有些学术可能流传更加久远，有些学术则对现实社会影响大一些，都是需要的。那种认为学问越冷僻越“实锤”（比如古文字学）就越是“一流”的看法，也可能失之肤浅。我不赞成把学科分成高低贵贱的等级。各个学科都是人文学术大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各有各的功能，就看自己喜欢哪样，适合做什么，各美其美，不必妄自菲薄。
当然，贴近现实不等于紧跟政治潮流，而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去和现实对话，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至于说时代的牵制和困境，恐怕也并非现代文学所独有的吧，整个人文学科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每代学者只能做他所处时代条件下的学问，个人的学术路数不求一律，但“致用”和“与现实对话”应当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人文学者也要“接地气”。
李：还是回到您的新书《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您在“前言”中写到，尽管“本书专业性很强”，但“对于中小学语文教师以及喜欢文学的中学生，也是适合的”。在2022年11月16日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出版座谈会上，陈平原老师特别肯定了您在写作学术著作时怀抱为中学生与中小学语文教师著书的立场，称您是对于朱自清传统的“隔代继承”。您此前也在不同场合说过，现代文学研究中始终都有关注基础教育的面向。您的现代文学史家身份对于从事语文教育研究与实践自然有莫大助益，这些年来您取得的成就已经说明了这点。但我想反过来请教一个问题，即介入基础教育的经历又使得您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有什么新的体会与发现？在重新进行现代文学研究时是否为您带来了某些新的维度？
温：中学语文教材中有半数以上是语体文即现代文，包括现代文学作品。很多中学老师以为现代文好懂，不像文言文那样“有讲头”，因此语文课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古诗文，现代文则基本上“做活动”，甚至“放羊”了。这也说明语文课对于现代文学作品是不够重视的。我看这和老师的学养有关。语文老师一般都是中文系毕业，他们学过现代文学课，可是对于现代文学的历史未必了解，作品也读得少。大学的现代文学课没有学好，当了中学老师，讲现代诗文就难免照抄网上的教案，死板僵化，学生自然没兴趣。
反思一下，大学的现代文学基础课、选修课，是否真正能吸引大学生，引起他们研究的兴趣？是否也有内容和讲法上陈陈相因的问题？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中小学的教育？都是问题。中小学语文课存在的种种弊病，固然有应试教育的制约等原因，但大学中文系学生读书量少，缺少必要的思维训练，也是重要的原因。所以我在节录和重写《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一书时，就把语文老师和中学生当作一部分拟想读者，有意识在现代文学课的“讲法”上做些探讨。当然，这本书本来就是大学的讲稿，主要还是面对大学生和文学爱好者。我也不希望把这本书的内容直接“移植”到中学语文课上。中学语文的教学内容目标和大学不一样，但在某些方面（比如多读书，思维训练，以及“方法性知识”的传授）又是可以衔接的。
李：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是从解读文学史上的重要文本开始的，而《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仿佛又回到了这一“原点”，即对于“重点作家及其代表作的鉴赏分析”（“前言”）。对于文本的重视，构成了您的学术研究的底色。跨越40余年，在这点上您的坚持始终如一。是这样吗？
温：我们所从事的是文学研究，总不能没有“文学”，脱离“文学”。现在的中文系并不缺理论，缺的是“文气”。2011年我在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个发言，讲到“文气”问题。我说，目前中文系教学是理论和文学史讲得多，作品读得少，容易造成观念先行，难以培养起文学感觉和想象力，压抑了创造性思维。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可能“操作性”比较强，理论一套一套的，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多。有些学生刚上大学时还挺有灵气，有悟性，可是训练了几年下来，似乎占有了一些理论，但文学的想象力和悟性反而减少了，离文学也远了。
如果要问，中文系出去的学生和哲学、历史或其他文科院系学生相比，有什么特色？应当就是“文气”，对文字的感觉较好，审美的能力较强，当然，也要有一定的理论眼光和分析能力。中文系出来的学生不一定能成为作家、评论家或语言学家，但起码要成为“写家”，会写文章，这是我的教学理念。以前讲课，最近连续出版几本书，都在体现这个理念。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我始终在做的事情就是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我关注语文，也是偏重文学教育，这是实实在在的。
李：在《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出版座谈会上，您提到之所以写作此书，也是为了彰显现代文学的“新传统”。关于这一课题，您与陈晓明老师等人著有《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日后您又有《为何要强调“新传统”》（《文艺研究》2013年第9期）等文章发表。我能够感受到，如果说此前您提出“新传统”的议题更多是针对学术界与知识界的或“复古”或“崇洋”的倾向的话，那么如今您谈论这一话题则有意面向更为广大的读者与受众。在您看来，现代文学的“新传统”之于当代中国而言最为重要的，或者最具“现实的针对性”的经验与启示是什么？为何您要不遗余力地倡导？
温：我在那次座谈会上还说到，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新传统”已经无孔不入，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和制约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现代文学“新传统”也有相对稳定的“核心部分”，是以白话文为基础的现代文学语言的确定，这也是现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的最重要方面。此外，现代所创造的许多作品，它的文学形象、文化内涵、艺术形式，乃至风格、技巧，许多也已经转化为当代普通社会生活的内容，承载着人们的思想情感，甚至成为某种“共名”。现代文学所形成的新的观念与评判方式，包括对于文学现象的各种“命名”，如“现实主义”“反映”“主题”“思想性”“典型”“教育意义”，等等，虽然有的由于频繁使用而变型僵硬，但也有的已经派生出新的含义而成为普适性的概念，至今被批评家乃至普通人所沿用，甚至在中学语文教学的课堂上，也不乏使用这些概念。只不过是，人们似乎总不太在意这些“常识性”的东西，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新传统”。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强调现代文学“新传统”的传承，也因为看到人们一讲到传统，就只是想到古代，而忽视甚至否定“新传统”。我们有必要提醒和重视“新传统”的传承与发扬。这是很现实的事情，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李：请教您关于“新传统”的问题，是因为注意到您在《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的“代序”中说到“现今强调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毫无疑问，这是‘主心骨’，是精神支柱”，而鲁迅的意义在于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了解和分析传统文化的角度与方法”，“如何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同时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您也指出鲁迅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在文化问题上‘民粹式’‘愤青式’的粗糙思维”。读到这些论述，让我想到您所做的语文教育工作其实并非专门针对现代文学，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资源也需要一并鉴别与吸收。那么在这一参照与比较的过程中，您认为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其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理想关系是怎样的？从教育普及层面来说，“新传统”的自身建设还存在哪些不足？
温：看看网上就知道，现今在文化问题上“民粹式”或“愤青式”的粗糙思维多么严重！这的确是现实问题，是牵涉到民族精神状态的问题。国际形势变化莫测，中国的崛起受到西方的压迫，为振奋精神，强调民族自信，一段时间以来较多提醒重视传统文化，是必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抵制外来文化。我们提倡的是多边主义，那么对待外来文化也要有健全的心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注重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吸收人类智慧，以建设磅礴大气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这方面，恰好有“五四”的历史经验可供借鉴，现代文学“新传统”也体现了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胸襟。因为文化思潮总是受到政治特别是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会出现“摇摆”的现象。只要对“五四”所开辟的“新传统”及其历史经验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既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外来文化也有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那才真正做到了文化自信。现代文学研究也好，语文教育也好，这方面都还有题目可做。
李：您的自选集使用了鲁迅的“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为题，《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中也有六分之一的篇幅关于鲁迅，更不必说您专门写了《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一书与编了《鲁迅精选两卷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此外，您近年还有许多工作也都是直接围绕鲁迅展开的（譬如在微博上开设关于鲁迅的系列讲座）。鲁迅曾经是您学术生涯早期的重要研究对象，而在晚近您再次集中发力，我想知道鲁迅对于您来说最具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地方是什么？最近这轮鲁迅研究又让您有什么新的认识与体验？
温：100多年来，对中国文化有最深入理解的，鲁迅是第一人。鲁迅的眼光很“毒”，他是重新发现“中国与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有研究的人很多，书也很多，但鲁迅有些特别，是别人不可替代的。鲁迅对中国文化的观察和思考，不是书斋里隔岸观火的学问，而是痛切的感受，从生命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人生智慧。读鲁迅和读一些学问家的概论与历史之类，是不一样的。鲁迅知人论世，对文化的批判性认知是带有温度的，那是基于对人性的深透了解，基于对自身思想心理不断的“自剖”，格外具有辩证而深刻的思想力。
我对鲁迅最敬佩的，是他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的精神。我试图用“四反”来概括鲁迅的人格精神，即反传统、反专制、反精英、反庸众。所谓“精英”，是指那种端着架子，脱离实际，甚至为权势者帮忙或帮闲的“精英”。“庸众”则是指愚昧、奴性和麻木的国民性，包括民粹主义。鲁迅“不合群”也“不合作”，他很寂寞，没有所谓“同温层”，却也因此脱离了现实利益的牵绊，获得了思想的自由与超越。这几年编《讲析》等书，重读鲁迅，每有所获，越发感到鲁迅的独一无二。读点鲁迅，也许可以让我们跳出庸常与习惯，突破“同温层”的约束，用相对超越的眼光看世界，让思想变得深邃，精神得到升华。
温：不敢当，是心向往之。国家和人民培养了我，有了一些知识和影响，总要做些事情回报。“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这是鲁迅在论文《摩罗诗力说》结尾说的一句线年写下这篇鼓吹浪漫主义反抗之声的檄文，时年26岁，还是个热血青年。怀抱“新生”理想的鲁迅希望能借域外“先觉之声”，来破“中国之萧条”。
记得40年前，我还是研究生，在北大图书馆二层阅览室展读此文，颇为“精神界之战士”而感奋，相信能以文艺之魔力，促“立人”之宏愿。40年过去，我要给自选集起名，不假思索又用上了“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这是怀旧，还是因为虽时过境迁、而鲁迅当年体察过的那种精神荒芜依然？恐怕两者均有。
李：说到鲁迅研究，说到“新传统”，自然就说到现代文学研究本身的传统。在《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的“题记”中，您说此书可以“让后来者看看一个读书人生活的一些陈迹，还有几十年文学研究界的某些斑驳光影”。也就是说，这既是您个人学术生涯的呈现，也从某个侧面凸显了现代文学学科自80年代以来的步履。在对于具体作家作品、文学思潮与文学批评的研究以外，您还是学界最早系统研究现代文学学科史的学者之一。我个人很欣赏您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及综论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文章（甚至觉得您的《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的“序言”没有收入自选集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能否请您谈一下关注学科史的初衷与动力？
温：关注学科史，是由教学所引起的。我历来主张从事学术研究，开始就要对学术史有所了解。我在北大给研究生开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课程，目的就是让学生大致了解本学科发生发展的历史、现状、热点、难点以及前沿性问题。这等于先给学生一幅“学术地图”，领他们进门。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大学现在也开设学科史这类选修课了。
2006年后，我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更加关注学科建设问题，不时写一些学科评论，包括《思想史取替文学史？》《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和《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等等，都曾经引起过学界的热议。而写于2011年的《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与价值尺度问题》，更是紧扣现代文学研究的状况和某些争议而发言。后来这篇论文获得“王瑶学术奖”，大概也是因为涉及学科发展的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
2011年我从北大退休，受聘为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第二年我申请并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提出“文学生活”这个概念，为现代文学打开一个新生面，影响比较大，包括《人民日报》等许多主流媒体都报道过，这其实也是属于学科研究的范畴。
李：2014年，王瑶先生100周年诞辰纪念时，您撰文《王瑶先生的三大贡献》。前二是指王先生在中古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业绩，最后一项则是其晚年承担的学科工作，包括1979年创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会创办之初名为“全国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次年更名），并且长期担任会长，1980年又创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并且出任主编。王先生的这两项职务一直做到他1989年溘然长逝，可谓鞠躬尽瘁。刚才您也提到，您在2006年至2014年间出任了学会的第四任会长。请问您最初是在怎样的机缘下接触学会工作的？您做会长与王先生做会长有哪些同与异？
1981年6月，王瑶先生等人与“文革”后第一届现代文学研究生合影。前排左起：乐黛云、唐沅、王瑶、严家炎、孙玉石；后排左起：赵园、钱理群、吴福辉、凌宇、温儒敏、张玫珊、陈山
温：在我之前，王瑶、严家炎和王富仁三位先生先后担任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他们都是学界的权威，是我敬佩的老师，我不能和他们比的。我担任会长毫无思想准备，换届前也没有酝酿，没人打过招呼。会上大家投票，我的票多，就选上了，自感有些突然。现代文学研究会有好的风气，较少见到那种学霸的权威，极少争权夺利，大家参与学会就是为了彼此交流、取暖、通融、帮扶。后来因为网络、刊物和各种会议多了，学会的功能有所减弱，但会员数量却大增。我担任会长8年，仰赖钱理群、吴福辉、王信、吴义勤、刘勇、张中良、傅光明等同仁，管学会具体的工作多一些，总是想着如何传承学会“持重团结”的风气，给学界特别是青年学者一个真正有益于学术交流的平台。
李：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做会长期间着意筹划与推进了哪些学科工作？您比较满意的工作有哪些？又有哪些留下了遗憾？
温：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维持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该刊1980年创办第一辑是辑刊，翌年正式改为季刊，2005年又改为双月刊。这是现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合办的刊物，主管是中国作协，长期都是经费缺乏，有时还拖欠印刷费和发行费。我担任会长后，很为经费的事头痛，三番五次找作协领导要钱，甚至还想过把这个刊物转移到北京大学出版社。也有人建议增设广告，开辟专栏，让一些大学出钱，多发表他们论文。但几次编委会都否决了这个建议。一直到2010年前后，拨款才增加了。考虑到现代文学应当与当代文学打通，《丛刊》在2011年起改为月刊，接纳发表当代文学的论文了。编委和编辑的工作量大增，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去文学馆参加编委会讨论稿子，还得负责审稿。
担任会长期间，我把推进学科健全发展作为重要的任务。除了前面说的“打通”现当代，还围绕如何总结和发挥现代文学“新传统”的资源，如何回应社会上和学界出现的否定“五四”历史地位的思潮，如何让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转化到中学语文课程之中，以及提出要重视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等等，召开过多次专题研讨会，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八九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会在组织学术活动，在推进学科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记得80年代初，我还是年轻教员，没有资格参加学会的年会。教研室参会的老师回来还会“传达”会议精神。后来学会虽然也还有组织和推进学术的功能，但实际影响比以前小多了。不过担任会长期间，我还是努力做了一些事情。
李：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似乎从来不仅是一种组织职务，还需要对于学科热点与动向做出捕捉与分析，进而提出建设性与引领性的学术见解。王瑶先生在80年代就写过多篇关于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文章，严家炎老师和王富仁老师在担任会长期间也都写出了类似的大文章。您2007年发表的《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与2010年在现代文学研究会第10届年会上的主题报告《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梳理与思考》便接续了这一传统，又为学科史贡献了两篇经典文献。能否请您回忆一下这两篇文章的酝酿与写作过程？在由此引起的讨论中您认为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反馈吗（正反两方面都算）？
温：2007年发表《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主要是看到当时现代文学研究存在一些困扰和问题，包括学科被边缘化，盲目地套用外来理论的“汉学心态”，文学史研究中的“思想史热”，以及“泛文化”研究，“现代性”的过度阐释，等等。我都是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讨论这些问题的。
而2010年发表的《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后来又发表《再谈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边界”与“价值尺度”》），是因为当时现代文学研究面对来自学科内外的潜在危机与挑战，一些有影响的学者都在尝试一些回应模式和学科“突围”方案，以挽救文学史写作的困境。但也带来了现代文学“边界”的不断扩大，以及价值取向日益多元而又有些混乱的问题。当时我是想就这个问题和学界一些权威学者对话。我特别强调在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学院化”的大趋势下，如何弥补过分“学院化”所造成的弊端，找回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研究工作与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如何既要应对生存需求，又要保持学术的尊严与自主，两者间有一定的平衡。这些是十多年前的问题，现在仍然需要面对。也有学界同仁对我的质疑不以为然的。但我想大家还是有共同点，那就是承认现代文学研究的确存在困扰，希望能够引发更深入的探讨。
李：前面提到的您为《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所作的“序言”，我认为是目前对于这一代现代文学学者最为恰当的整体评述。从代际上说，您属于紧随其后的“第三代”。那么，您现在是否可以对于第三代学者在学科史上的地位、贡献、作用与局限做出论断？
温：所谓几代学者，是概略的说法。第三代的年龄跨度较大，少数是“文革”前上大学的，多数是七八十年代之交上大学或者读研究生的。他们经历过政治风暴，又赶上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人生经历丰富，也富于理想。但和前辈学者比，可能有些人（包括我自己）的学养不足，也就后劲不足。这一代学者后来的机会较多，所选择的学术发展路子也各式各样，不如前辈那样专一，其中很多人最终都“走出”现代文学，做到其他领域去了。我自己也大致属于第三代，不好自我评价，还是沉淀一下，让后人去评价吧。
李：您如此谦逊，令人感佩。但您毕竟在现代文学学科中工作了大半生，是一位资深学者，那么能否请您谈一下自己学术人生的心得体会？
温：我从没有把做学问看得无比高尚。不过此生大部分时光投身于现代文学和语文教育，把学术作为一种职业，同时是“志业”，也感到挺充实的。读书、思考和写作，成为我的生活方式。年轻时对于学术是有理想的，发现某个可以深入研究的题目，会有写作的冲动；发表一篇文章，或者出一本书，也很有成就感。但做学问时间长了，自知斤两和深浅，那种理想化的冲动就少了。这不见得是好事。不过因为读书、思考和写作已经成为习惯，就像吃饭喝水那样必须而且自然，学术工作也就化为自己人生的重要部分了。如今年届古稀，我仍然关注现代文学学科，关注语文教育，想继续尽力做点事。
李：做事在很多时候就意味着需要承担压力。网上和媒体常见有关您的报道，有时还借您的话题炒作，让您几乎成为了“热点”人物。这会影响您的工作和生活吗？很想知道您的生活状态。
温：我受教育部聘任，当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名声”大了，媒体就想拿你来曝光炒作，博取眼球。也有些网友一肚子怨气，比如语文成绩不好，考试考砸了，不愿意背诵古诗文，等等，以为都是我这个“总主编”的有意为难造成他们的失败（其实不关我的事，有些事也并非个人所能决定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找到我来当这个“出气筒”。当然，也因为教材统编，社会关注度高，责任重大，动辄引入热议，三天两头铺天盖地炒作。这对我的工作和生活的确有影响，也感到压力。在现实情况下，要做点事情实在不容易，那就只能自我宽慰，坚持做下去就是了。
2021年4月，温儒敏《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现代文学研究自选集》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李：您做了这么多事情，不少经历都很宝贵。请问您是否有写作回忆录的计划呢？
温：我的生活其实很普通且简单，不打牌，不抽烟，不喝酒，少应酬，日复一日就是读读书，写写字。当年我担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后来又当北大中文系系主任，那时的风气，联系工作的饭局和旅游很多，我基本上不参加。甚至还请过一位副手“专门”替我去应酬饭局的。我不认为这样枯燥的生活很好，或者境界怎么高，无非是性格爱好而已。如今年岁大了，更是喜欢独处，珍惜与老伴相濡以沫的日子。
我还没有写回忆录的计划，几十年生活平凡无奇，大时代中一个普通的读书人而已，似乎不值得写。不过，我也出过《书香五院》和《燕园困学记》两书，里边记录了以往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人和事。
李：最后一个问题。您指导过的不少学生现在都已经成长为现代文学研究界新一代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学术个性各不相同，由此也可以推想您当年的“因材施教”。对于年轻一代的现代文学学者，您有怎样的观察？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
温：一个学生能否走上学术研究的路，是否有所作为，主要是由他的爱好、个性和学养决定，此外还有环境等其他因素，而导师只是发现其特点与长处，给予一些建议。我很少要求学生走我走过的路，或者规定他们必须跟着我做课题。
学生苦于找不到论文的题目时，我倒是有各种各样的题目，让学生根据各自的学养和个性去挑选。我指导的学生做的论文题目大都是并不“逐新”，却又有学术推进意义的，有些则是跨学科的。他们如今各有各的发展路向，那是得之于自己的努力。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每一代学者都有他们的困境，但也不会完全走投无路。现在的问题是学术体制重在管理，比较僵化，所谓“青椒”不能不面对这个现实。但比起前辈学者，也还是有较大的空间。设想一下，如果我还年轻，我还会选择学术的路，以此为“志业”，在不得不应对学术体制要求的同时，静下心来，耕耘“自己的园地”，又多想着点为国家社会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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