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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女性电影”（films by women）或者“女性主义电影”（feminist film），我们似乎很难做出一个清晰的界定。在大多数人看来，女性主义电影应该彰显女性性别立场、女性视角和女性经验。也有学者认为，女性主义电影可以不由女性拍摄但符合女性主义诉求。然而或许，女性电影或者女性主义电影，从不应该“画地为牢”、作为一种边界存在。
回望一个多世纪以来电影的发展历程，有无数女性电影从业者不断冲破束缚：或者将镜头聚焦于不同境遇的女性，用影像书写“她们”的生存困境；或者将镜头朝向自己和家人，以女性经验进行自我表达和身份建构；又或者，将创作作为思想的触角，伸向更广泛的社会议题和更普遍的生命故事。
本文尝试通过梳理不同时期女性的电影创作历程，在历时性的回顾中，解读女性电影从业者镜头中的世界，看见女性电影以及女性的无限可能性。
知名学者戴锦华认为，“女性电影”首先是女性参与到电影行业当中，意味着女性尝试通过“介入”来改变这个行业的父权结构。在电影工业诞生初期，妇女基本被排除在电影制作过程之外，往往只能做一些如分镜、化妆师或制片人助理的非技术领域工作。但事实上，女性在电影中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默默无闻，一些女性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了她们作为导演、制片人或者剧作者的影响力。
1895年12月电影诞生，几个月后，爱丽丝·盖伊-布拉切就拍摄了时长50秒的短片《甘蓝仙子》（The Good Fairy Cabbage Patch，1896）,标志着世界上第一部奇幻电影的诞生。她一生中拍摄了千余部短片、22部长片，也是最早尝试特写镜头、手工染色、同期声等多种电影技术的导演之一。
2017年上映的纪录片《爱丽丝·盖伊-布拉切不为人知的故事》（Be Natural：The Untold Story of Alice Guy-Blaché，2017）就讲述了这位早期女性导演的从业故事，历经种种艰难，为电影史中被遗忘的“世界上第一位女导演”作传正名。
由于各种天灾人祸，爱丽丝的作品拷贝几乎在一战期间遗失或销毁，早期电影史中也并未记录下爱丽丝的名字和成就。因此，从有限的资料出发，导演帕梅拉·B·格林通过笔记本上的名字、报纸的片段以及爱丽丝生前接触人的后代顺藤摸瓜、梳理线索，希望通过这部影片激发人们对于更多早期女性影人的研究和再发现，看见电影工业早期众多被遗忘的女性电影工作者。
作为“电影长子”的纪录片在诞生之初，也同样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被藏匿在历史话语之外的女性纪录片工作者群体。
约翰·格里尔逊被称为英国纪录片之父，其发起的英国纪录片运动对世界纪录片发展影响深远。而他同为纪录片导演的姐妹鲁比和玛丽安却鲜少被提及，事实上她们对于格里尔逊的创作带来了一定影响。
格里尔逊曾谈到他的妹妹鲁比如何挑战其纪录片制作方法：“你的问题是，你看事情的时候就好像它们在金鱼缸里一样。我要打碎你的金鱼缸。”鲁比·格里尔逊在她的纪录片《住房问题》（Housing Problems，1935）中“打碎了金鱼缸”。她拒绝全片使用“上帝之音”，而是允许被摄对象对着镜头说话，“摄像机是你们的，麦克风是你们的。”此后，鲁比拍摄了大约10部电影，包括强调家庭主妇在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她们也在服役》(1940)。
回望20世纪前半叶女性与电影的关系，我们惋惜于女性身影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隐没，同时也感动于女性在现实夹缝中的创作和发声，她们身上所迸发出的创造力，以及将镜头朝向困境中的女性、社会边缘群体的同理心。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影响下，更多的女性加入到电影行业，成为导演、编剧、制片人、策展人，积极参与女性先锋电影或纪录片的创作，通过组织观影集会和女性影展来扩大其在行业中的影响力。
纪录片《她在愤怒时最美》（Shes Beautiful When Shes Angry，2014）聚焦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中，各流派女性主义者为争取女性权力的抗争和行动。
这一阶段主流的纪录片流派“真实电影”崇尚纪实创作美学，忠实记录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和人物活动，成为女性主义创作者记录女性私人生活、打破女性刻板印象、传播女性意识的最佳选择。
在美国，凭借纪录片《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获得2019年奥斯卡金像奖的女性导演朱丽娅·赖克特（Julia Reichert，2019）尤其关注职业女性处境。她在大学期间制作的《成长的女性》（Growing Up Female，1971），被称作美国历史上首部记录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的纪录片。影片通过采访多位女性的故事，探讨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及身份认知，凸显传统对女性角色单一匮乏的想象。其采用女性旁白的做法，也颠覆了过去纪录片“上帝之声”多为男声的传统。
奥斯卡获奖导演朱丽娅·赖克特，创作纪录片超过50年。代表作《成长的女性》《工会女仆》《美国工厂》等。
《美国工厂》（2019）作为赖克特晚年作品之一，记录了中美工人相互经历的文化冲击及和解。从其创作历程中可以看到，赖克特的拍摄对象从职业女性逐渐过渡到社会中的劳工群体——不再局限于性别，而是拓展到阶层、民族、种族等更广大的社会议题之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主义思潮经历的第三次转向。
在英国和欧洲，受到阿尔都塞、罗兰·巴特、普洛普等学者的影响，女性导演倾向于采用先锋与实验电影的形式开展创作实践。被称为“比利时最著名女导演”的香特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一生中拍摄了无数实验电影和纪录片，其作品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与情感困境，用克制冷静的摄影机勾勒事实真相。她的电影《让娜·迪尔曼》（Jeanne Dielman，1975）实践了巴赞极力推崇的长镜头美学，在长达3.5小时的时间里对一位家庭主妇的机械化生活进行白描，“单调”的影片场景与拍摄手法让观众得以体会家庭主妇枯燥琐碎、压抑隐忍的一生。
此后，阿克曼拍摄了更多实验性质作品，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纪录片《家乡的消息》（News from Home，1977）讲述了长辈，尤其是母亲的故事；《阿克曼自画像》（Chantal Akerman by Chantal Akerman ,1996）中阿克曼站到镜头前与观众直接进行交流; 《那里》(Là-bas，2016)视觉化了身患抑郁症的阿克曼脆弱、忧伤、充满自我怀疑的心灵世界；《非家庭电影》（No Home Move,2015）通过私密的家庭影像追忆已故母亲。阿克曼超过四十年的电影创作生涯总是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进行着复杂的协商，但她始终用敏锐的观察和思考对现实进行准确的还原，以宏大且悲悯的视角观照人类历史与个人命运。
阿克曼电影《让娜·迪尔曼》的主演、著名影星德菲因·塞里格（Delphine Seyrig）同样通过纪实影像对女性主义发展有所推动。作为影视行业一线工作者的德菲因，深深意识到女性在银幕前后所面临的困境，“社会为女性设立了一个完美的形象，使其不断压抑自身去迎合这种标准。我希望电影行业中的女性可以开始发声。”德菲因与好友卡罗尔带上摄影机来到好莱坞，花费长达两年的时间拍摄了纪录片《美丽噤声》（Sois belle et tais-toi，1981），采访了包括简·方达、朱丽叶·贝托、玛丽亚·施耐德等24位女性同事，询问她们的行业经历。女性之间的一问一答，从最直观的个体感受出发，转向对公共领域和社会议题的反思。
纪录片《德菲因与卡罗尔：反叛的缪斯》（Delphine et Carole, insoumuses，2019）勾勒出了德菲因·赛里格与实验影像女导演卡罗尔·罗索普洛斯携手用影像创作反抗父权制线年代，西方电影业涌现出更多女性电影从业者，以影视批评和创作实践促成女性话语权与电影的结合。这不仅反映了这一时期女性在争取自身政治经济基本权益的积极尝试，也在促进女性自我身份认同和主体意识觉醒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女性拍摄电影的成就不仅限于对“女性主义”的思考与表达，她们对先锋电影、真实电影的创造性探索促进了电影叙事视角、拍摄手法、创作观念的丰富与革新，甚至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主流电影的传统美学理念和视听惯例。
发生于20世纪80、90年代的第三次女性主义运动不同于前两个阶段，更强调聚焦“复数”的女性，在“性别”概念之外同时关注到阶级、种族、民族、年龄和性倾向等方面。纪录片《女人》（Women，2019）以采访、旁白等方式展现了50个国家、2000名女性对个人经历的讲述，构成了一幅巨大而撼动心灵的女性“自画像”。影片中，不同年龄、肤色、族裔的女性通过谈论教育、爱情、婚姻、生育、工作、暴力、疾病、衰老等话题，来倾诉她们在人生不同阶段所经历的喜悦、恐惧、愤怒、悲伤、感动……
无数的讲述呈现出女性多种且完整、丰富、充沛的生命的可能性，使得观众反思女性共同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处境，也鼓励女性成为鲜明而特别的个体，并携手塑造改变世界的力量。
看见“复数”的女性，意味着多元的女性立场、女性经验、女性视角。正因如此，女性电影也应该拥有多元的视角、多样的题材、丰富的表达方式。纪录片《女性电影人：一部贯穿电影史的新公路片》（Women Make Film: A New Road Movie Through Cinema，2018）涵盖40个不同主题的章节，包括开场、基调、布景、调度、剪辑等，通过细致的分类对比分析了133位女性导演的创作，用长达14个小时的时长，与女性电影进行一场跨越一个多世纪的对话，是一次完整了解女性电影历史的“公路之旅”。影片虽以“女性电影人”作为标签，实际上却跳出了性别框架，规避了定义“女性电影”的陷阱，它似乎在告诉我们，电影无关性别，而是全人类的艺术。
中国著名女性导演黄蜀芹曾说：“我以为的电影，就是在人们习惯房间坐南朝北、窗子永远朝南的地方，开一扇向东或者向西的窗。这另一扇窗让我们看见不一样的风景。”
在原有的电影结构之外，女性电影为我们的世界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开拓了与众不同的视角，让人们看到了更加广阔丰富的人类故事。戴锦华认为：“现代女性的生命经验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让我们始终保持对于女性电影的开放性态度，在相似而有别的经验中看见影像创作的更多“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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