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出书的初衷，许多退休国家领导人是为了“向人民汇报工作”。在其《教育访谈录》前言中提到，“谈谈我在国务院工作的一些经历和体会，让读者了解国家公共政策和重要决策的形成过程”。

　　按照惯例，前国家领导人出书需要成立文稿编辑小组，有时会向自己原来分管的部门借调人员。文稿小组的成立，亦需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

　　《教育访谈录》一书同样成立了一个四人采编小组，成员有《人民日报》教育编辑组原组长毕全忠和长期跟随跑教育新闻的原新华社记者尹鸿祝等人。

　　整个编辑过程标准高、要求极严。尹鸿祝说，采编小组要用铅笔将修改意见圈勾出来，不允许用其他的笔，也不能直接把原文划掉。本人先后与采编小组就修订意见面谈了十余次，全面的修改稿就有6次。

　　“现在有些变化，尤其是一些个人化的东西，就没必要搞文稿小组了，因为也不牵涉工作上的事情。”张振明说道。

　　此外，对退休国家领导人作品的编辑亦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到了这个级别的领导，作品在公开发表之前都是机密件。特别是工作文稿，牵涉到一些工作秘密。”张振明说，“排版用的电脑、整个交接手续都是按机密件来管理的。”

　　出版社的选择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新闻出版署1990年联合发布的规定，只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才有资格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

　　迄今的三部著作 《答记者问》、《讲话实录》、《上海讲话实录》都是由人民出版社负责出版的。

　　人民出版社编辑鲁静于2007年11月被借调到办公室。六年前，鲁静第一次见到，握着她的手风趣地说：“这么年轻的女博士啊！”鲁静发现，放在编辑组成员面前一千多万字的资料，都是工作人员从以往的音频录音以及视频录像资料中整理而来的。“别人代笔起草的不收入；公开发表过的不收入；重复的不收入”，三个“不收入”是选文的原则。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说，两年前，《讲话实录》还在编写时，就有上海的同志提出，“总理在上海的讲话也很精彩，能不能整理出来？”为此，在《讲话实录》任务完成后，鲁静又在编辑组继续工作了两年。《上海讲话实录》正是由身边的工作人员、几位经济专家以及人民出版社的两位编辑组成的编辑组，从在上海时期300多万字的讲线多万字，形成了现在这本书。

　　书中的每篇文章一般都先由编辑小组粗选，在排除了和其他选定篇目重复的内容后，再送交本人审定。亲自读完了文稿中的每一个字，也会添加修改意见，人民出版社就保留着的修改手稿。

　　随着退休领导人出书逐渐专业化和个性化，出版社的限制也开始放宽，相关专业领域的权威出版社也获得了一些机会。如的学术专著《中国能源问题研究》由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哲学用哲学》则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除了专业化以外，一些退休领导人也会选择曾任职部门下属的出版社。例如，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主管、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中国长安出版社就获得了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的资格，乔石曾担任这两个政法部门的书记和主任。

　　对出版社而言，出版国家领导人的著作能极大地提升自身品牌，一些有实力的出版社经常主动争取“机会”。例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获得《教育访谈录》英文版的出版权，源于在全国英语教学研讨会上跟的直接邀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