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院友就业交流会现场，来自各行各业的院友们聚在一起。余乐，《财经》杂志高级编辑，坐在阶梯教室的一角，他望向人数最多的地方，在场几乎一半的学生都围坐在公务员身份的院友身旁咨询。过了很久，人群中一位男生走到他面前说：“现在的媒体都在报道假新闻，以偏概全。”余乐看着男生，没有反驳，“是的，你说得对。”

　　无人咨询的场景并没有让余乐感到意外。学院找到他时，他先是婉拒：“媒体已经是一个很小众的选择了。”后来在学院再次邀请后同意。在2006年余乐硕士毕业时，同级毕业生只有两三位从事媒体工作，其他人则大多去了政府部门。他自嘲，“保送北大之后，人生都在走下坡路”。

　　2009年，同为北大毕业的“新闻实验室”的主理人方可成在参加本科同学聚会时发现，本科就业的同学中几乎有一大半加入了房地产公司。

　　等到他硕士毕业时，房地产行业仍对北大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他宿舍的同学，有一半加入了背景雄厚的保利地产。

　　“房地产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势的逻辑，而谈论理想主义却沦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冷笑话。”方可成在一篇文章里提到。

　　十五年前的房地产，十年前的互联网，当今的考公考编，时代最强势的逻辑似乎变了，实际又没有变。而报考新闻学，在当下可能成为被家长打晕的选择。“媒体从来不是一个最让人羡慕的选择，现在可以说是最不让人羡慕的选择。”余乐说。

　　2023年，我在北京的一所大学读中文系，在找媒体实习时，余乐是我的面试官，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会在面试时和我讲到上述经历。

　　余乐已经在媒体待了17年。在专业媒体被唱衰的今天，我难免会好奇，他是否想过离开？

　　“一次念头都没动过。”余乐说。不是没有离开这个行业的机会，曾经有很多猎头看重他在外媒工作的经历，挖他去做国际公关，他都拒绝了。对他来说，没有理想，不代表没有激情。他仍然喜欢新闻，想做最纯粹的新闻，报道事实，“现在事实是稀缺的，宣传和假新闻是不缺的。”

　　他坦言，因为采访受限较多，现在媒体的工作并不是理想状态。不过在他看来，现在的媒体还有一些报道事实的空间——这是值得他留下的。“如果有一天，严肃的媒体没有生存空间，我之前积累的经验都用不上了，我也没有留下的必要了。”

　　硕士毕业后，余乐进入路透社做翻译。三年后，他进入时政条线做助理（由于外媒的中国籍雇员无法获得记者身份，所以对外称助理，实际做的是记者的工作）。带他的记者要求他一边听中国外交部的发布会，一边迅速将内容翻译成英文。“每一秒钟过去，记者脸色都会变得更差，三分钟没翻译出来，他就跟我急。”

　　对于最重视时效性的通讯社来说，有时候输赢只在0.01秒之间，他必须争分夺秒地出稿。一开始因为着急，余乐直接手写翻译。记者让他打在电脑上，“每一秒钟都很煎熬。”

　　余乐一直记得这一天：他和全办公室中文最差的外国记者，一起看中文新闻联播。他们的任务是把中文翻译成英文，且要比其他通讯社发得都快。

　　那时智能手机还未普及。对记者们来说，想要快速出稿，没法借助任何快捷的智能设备，哪怕用电脑打开浏览器，也要耽误半分钟左右——意味着会输给其他通讯社。

　　当“投机”这个词出现时，同伴望向他，表情困惑。余乐一时也想不起“投机”的英文，“这是GRE的词汇，我明明才背过。”时间一秒秒地流逝，那个单词还是没有出现在脑中。他开始冒汗，同伴见他紧张，也坐立不安。

　　直到“speculation”脱口而出，两个围坐在电视机前的人才如释重负。这漫长的“一个世纪”，只过了七八秒。

　　听起来，像是一个“无他，唯手熟耳”的经历，但这种高压练习，余乐坚持了4年多，直到2011年离开路透社去国外新闻系留学。“如果你经历过这些，再想现在编辑一天催一次稿子，就觉得太轻松了。”

　　留学结束后，余乐在彭博社工作了三年。2017年，他进入《财经》杂志的公司产业组“财经十一人”任编辑，并组建消费条线团队。

　　在路透社的前两年，余乐每天翻译十几条稿件，他渐渐形成“肌肉记忆”，对稿件结构了然于胸。此前的训练很快帮助他在《财经》定位稿件结构和写作细节，“如果心里边对结构特别熟悉的话，就不需要专门列一个很详细的提纲，天然知道选什么细节，放在哪。”

　　入职后，他写的第一篇报道，拿到了《财经》当月的阅读量冠军，总阅读量有175万。

　　四年后“财经十一人”孵化年轻态的公众号“半熟财经”，作为《财经》杂志传播矩阵中新的一员，主打面向Z世代的商业报道。余乐出任该账号的管理者，“可能是因为我在《财经》时间呆的比较短，思维没有完全被框死。”余乐解释自己成为管理者的原因。

　　“半熟财经”将受众定位为35岁以下的大学生和职场新人，区别于《财经》对严肃报道感兴趣的主流读者：公司的管理者和政府官员。余乐认为，“半熟财经”可以在年轻人和关注年轻人消费习惯的公司之间架起桥梁，帮助年轻人更好地理解商业世界，也让品牌更准确地把握新一代的消费习惯。

　　从“全熟”走向“半熟”，对余乐来说，是走出舒适圈的尝试。从零粉丝起步运营一个新的账号，他要考虑粉丝量和流量，而不单单如何把新闻报道做好。

　　不过，余乐仍然拒绝唯流量论，事实的准确性和具有商业逻辑的专业性是他编辑稿件的重要指标。

　　“全职儿女”的话题火热时，有实习生报了题也写了出来。余乐反复思考，还是觉得“全职儿女”并非一个很新的现象，一个生造出来的概念作为一个职业太过勉强，也无法从商业逻辑去解读。选题最终被毙掉。

　　稿件的“商业逻辑”被余乐描述为：“关注钱从谁的口袋流向了谁的口袋，钱越多说明选题越重要。”在钱流动的链条中涉及的利益方都要采访到，才能得到一篇准确的报道。

　　“半熟财经”的第一篇10万+，就是余乐去苏州出差时发现的商业现象，“走几步就能看到一家脆皮五花肉的店铺，这种店怎么可能赚钱呢？”余乐想。他在工作群中，提出了这个选题。

　　他要求记者“走出”小红书，回到真实世界，来发掘选题，“发现一个好的商业选题，最重要的是真实的观察和感受。”

　　“半熟财经”回馈给了《财经》很多有活力的内容，在《财经》公众号发布的文章中，“半熟财经”的原创文章往往在阅读量排行中名列前茅，但“半熟财经”目前的问题或许是“墙里开花墙外香”。

　　“00后整顿职场”就是“半熟财经”最早提出的概念，最开始用于一篇稿件的标题，尽管那篇稿子反响平平，但是这个词条被别的号搬运后，在微博火了起来，成为了人们熟悉的热梗。

　　“半熟财经”的团队构成非常年轻，除余乐之外，全员95后，账号名字也是一位00后的实习生提出的。作为团队中唯一的“大龄青年”，余乐用“小心翼翼”和“如履薄冰”来形容和年轻记者的相处的感受。在工作群里，他往往用商量的语气和记者聊选题，甚至用表情包来催稿。

　　《财经》的老编辑认为他的管理方式太宽容，但是余乐认为平等地和年轻记者交流，给记者更多探索的空间，能让“半熟财经”的稿件更为鲜活。

　　一次，两位实习生用一个半小时赶出一篇当天临时布置的“boom一下”稿件，余乐送给她们一人一盒小奥汀的口红；另一次，他在月初时告诉记者，如果这个月有人能发 4 篇稿子，他就送一台徕卡相机。当然，这台相机最后没能送出去。

　　作为编辑和团队的管理者，余乐不定期和年轻记者们传授“写稿技巧”。他发现，很多记者采访，自认为得到的采访内容已经够写一篇文章，但在编辑看来有效的部分也就一两句话。这时他就会提醒记者补全内容，“如果稿子里面缺少环节，不能自圆其说是很严重的问题。”

　　他还会提醒记者某个受访对象说的话可能存在漏洞，并告诉她还要通过采谁来验证，“一个受访者说一年内能让加盟商回本，就问加盟商是不是能一年回本的，这是最简单的证明逻辑。”

　　作为入行17年的编辑，余乐对媒体人才的流失的现状感到担忧，但并不气馁，“我们这些老编辑，在扮演一个传承人的角色，希望能把比较靠谱的东西教给年轻的记者。”

　　Q：从“财经十一人”到“半熟财经”，在编辑稿件上有什么不同吗？两种稿件在操作难度上有什么区别吗，半熟会容易操作一些吗？

　　A：那肯定不一样。我做“财经十一人”的稿件的时候，更关注财务数据，选题涉及的交易金额，会不会影响股价的变化，对投资者的投资和商业活动有什么实际的作用。这些内容决定了投资者为什么要看这篇文章。

　　“半熟财经”的文章更偏向于故事性，有情节和人物。两种报道都挺难的，“半熟财经”的难点在于回到生活中发现真问题。

　　A：商业新闻的独特性在于商业逻辑。最近一个热门话题是#什么是神仙公司#。社会新闻的视角是关注个人感受——公司给员工的福利越好，工作时间越短越灵活，越不压榨员工，就越是神仙公司。

　　但从一个财经媒体的角度去考虑，一定要从商业逻辑出发，回答清楚两个问题——第一公司有什么条件做成这件事，第二做这件事对公司有什么好处。

　　首先我们要分析这家公司为什么能够成为神仙公司，它的财力从哪里来。其次要分析成为神仙公司能为它带来哪些好处。比如说这个公司所在的行业不缺资金，缺的是人才和技术，那显然做神仙公司更有利于它吸引人才和技术。如果只是代工厂，他们需要压低人力成本，公司就不会做成神仙公司。

　　A：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总的来说是提供大家想看的或者看了以后能得到一些东西的内容。我们做报道提供的更多是信息层面的东西，看完之后大家能知道一些原来不知道的事情，或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一件事情，而不是提供观点或者情绪。

　　Q：可以请您结合具体的稿件，谈谈在一个选题中，如何找到最具有商业价值的方向吗？

　　A：就《乐山小吃走向全国，一场外地人的截胡》这篇稿子而言，记者去实地采访，得到了很多素材，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初稿写了乐山小吃某一家店的创业，又写了餐饮公司加盟制，还写了乐山小吃具体怎么做，像是n篇文章凑在一起。我告诉记者文章一定要确认一个主题。

　　我们最后确定的是乐山小吃走向全国的故事，从一个小店到在全国开100家店，涉及钱的规模呈几何级数的增加，这就是乐山小吃的话题下最有商业价值的话题。

　　确定这个方向后，就应该讲清楚如何把作坊式的做法改造成工业化：要向全国推广，一定要有工厂，一定要做预制化的处理。

　　以及一个小店走向全国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跟地域相关的困难。比如说当地人是不是接受乐山的风味，当地的食材水土是不是适合乐山小吃。我最后保留了一个细节，说乐山的一种豆腐类的东西，只能用当地的一种水，换了一个地方，水质不一样，做出来的不好吃。这个细节是对故事有用的，剩下的都可以去掉。

　　Q：依托《财经》杂志和“财经十一人”团队，“半熟财经”有哪些优势，能给“财经十一人”和《财经》杂志带来什么？

　　A：我觉得是《财经》的专业度。虽然“财经十一人”消费组和“半熟财经”的选题风格完全不一样，但我在专业度上的要求是一样的。“半熟财经”相对于其他一些同类型的号可能更靠谱一点。从内容上的贡献来说，“半熟财经”能为《财经》贡献一些年轻化的选题和文章，让读者知道《财经》没有老化和僵化。

　　A：《财经》还是在尽可能地坚持新闻专业主义，不能说100%做到，但是在国内还是为数不多的还在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

　　A：监管是一个客观条件，还有全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很低。我在国外学新闻的时候，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采访，对方都很配合，政府部门的发布会都是推门就进。采访的每个人都要有真实姓名，如果你没有真实姓名，老师或者编辑都是不接受的。

　　但在国内你就做不到，几乎找不到愿意告诉你真实姓名的人，哪怕他说的是冠冕堂皇的话，因为他不知道会给自己带来什么。这是整个社会环境的问题。

　　我来到内地媒体后不得不放低自己的要求，一开始我要求记者尽量写真名，后来确实做不到。

　　整个社会对记者的态度是非常功利化的。很多人一边骂为什么没有调查记者，一边被记者找到的时候，又很排斥他们。我们做财经新闻要跟公司公关打交道，公司对媒体的态度也是非常功利的。某大厂的公关跟我说媒体就是枪，我们指哪它打哪。当他需要枪的时候，他就愿意跟你接触。当他不需要的时候，他认为你离我越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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