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的生命历程包括命名和用名两个环节。地名的符号意义通过命名者得以构建，而在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又不断被重构。以内蒙古达茂旗为例，通过大量微观个体的深度访谈，从地方民众认知的视角分析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文化符号意义的变迁及成因。结果显示：案例地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汉化趋势明显，其大致经历了少数民族语地名主导阶段、少数民族语和汉语地名共存分立阶段、汉语地名与汉译少数民族语地名主导阶段。随着语言文字环境和用名群体结构的剧烈变迁，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的符号意义在新的用名环境中不断被弱化，地方民众对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的认知越来越有限，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逐渐从意义丰富的文化符号衰变为简单的空间指位符号。

　　由于人地关系复杂且演变剧烈，在以汉语传播为主的文化发展模式中，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的汉化趋势愈加明显，地方民众对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的认知越来越有限，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逐渐从具有丰富意义内涵的文化符号衰变为单纯的空间指位符号。

　　批判地名学认为，地名是命名者塑造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其目的是向“他者”传达“我者”的符号含义。地名符号的生命历程包括命名和用名两个环节。地名的符号意义往往通过命名者得以构建，而在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又不断被重构。在命名环节，地名是命名者描述地理实体的语音和文字符号。地名所具备的“能指”与“所指”功能使其拥有丰富的文化符号意义。地名的符号意义在于其对地名命名者意义指向和命名期待的揭示功能。一方面，作为命名者描述和反映地理实体的符号，地名具有意义指向的揭示功能；另一方面，当地名命名者希望通过地名的命名达到某一目标或寄托某种希望时，地名符号便具有命名期待的揭示功能。

　　地名符号意义延续的关键在于命名和用名环节的有效衔接，即“我者”(命名群体)的意义指向和命名期待能够被“他者”(用名群体)所理解和传达。当命名和用名出现分化，地名的符号意义也随之发生变迁。命名和用名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地名的选择机制，而最终决定地名选择机制的关键在于用名群体的语言文字环境，以及受用名群体社会文化背景和思想意识形态影响的用名目的。因此，在用名环节，当用名群体来自不同于命名群体的语言文字环境、具有不同于命名群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思想意识形态时，地名命名者的意义指向和命名期待便难以被理解和传达，甚至被忽略。地名的符号意义将在新的用名环境中不断被弱化，甚至演变为失去意义的空间指位符号，并在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得以重构。作为用名的主体，地方居民对其聚落地名的认知决定了聚落地名符号意义的表达和变迁。

　　区域地名实证研究历来是地名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涉及区域地名的形成背景及演变过程、空间分布及演变规律、命名依据与地域特征，以及地名形成的影响因素，包括语言、历史、习俗、空间与环境感知，景观词汇，人际关系和自然环境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区域文化叙事等。此外，地名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也备受关注，如区域人地关系、流域微地形、文化传播、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以及诗词歌赋中地名涉及的文学旅游资源和文本景观时空轨迹。20世纪80年代，受后现代结构批判主义的影响，批判地名学开始兴起。相关研究涉及地名的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符号特征，社会治理方式、政治意识和社会价值观对地名命名的影响，地名命名过程中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公平，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在地名命名过程中的博弈。

　　作为中国地名文化多元化发展的重要组成，少数民族语地名始终受到学者的重视。目前，关于广东多民族语地名的研究最为深入。相关研究涉及地名的分布特征和地名区划、地名通名特征与空间规律，以及地名层划分与地名语言文化景观特征。王法辉等推动了GIS空间可视化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在广西、云南等地区少数民族语地名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中的应用。此外，其关于广西壮语地名演变历程的研究也较为深入。覃凤余的广西壮语地名研究则偏重地名的语言学特征，包括地名通名和专名的结构特征、地名的语言分类和命名法分类、地名命名法的特点，以及壮语地名中的壮语与汉语特征。郑佳佳揭示了云南哈尼族和黎族村寨地名的文化空间和文化价值。对西域地名研究是目前区域地名历史考证的典范。牛汝辰在其论著中以时间为纵轴划分了新疆地名层，详细阐述了新疆地名的语言学特征和命名渊源。钟兴麒则围绕西域地名的方位与地名相关史事展开系统论述。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古藏语地名，藏语地名的汉译和语言学特征，藏语村落地名的空间格局、生成机制及保护策略。关于蒙古语地名的研究成果较少，研究区域集中于青海，内容侧重地名的文化表征和历史演变。仁钦道尔吉较早关注了中国境内濒危蒙古语地名的翻译错误、类型划分及形成原因。然而，目前对典型民族文化融合区内少数民族语地名的符号意义及其变迁过程的关注较少。虽有学者研究过中国境内的濒危蒙古语地名，但仍属于经验性和定性判断，缺乏濒危程度的量化与空间可视化分析，且区域实证研究有待加强。同时，尚未有研究基于批判地名学，从地方民众认知的视角探讨少数民族语地名符号意义的变迁及原因。

　　本研究以内蒙古达茂旗为例，基于批判地名学的研究范式，采用深度访谈法，从地方民众微观个体的认知视角探讨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的汉化历程，以及在这一历程中符号意义的变迁及其深层原因。同时，借助GIS技术实现相关的量化与空间可视化分析，一是从地方民众微观个体的认知视角揭示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在汉化历程中符号意义的变迁及其原因，为地名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范式，进而成为已有研究的补充；二是为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的保护提供借鉴，进而促进带内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的延续和传承。

　　达茂旗地处北方农牧交错带北缘，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图1)。达茂旗总人口11.1万人，其中，蒙古族1.7万人，汉族9.2万人。南部农区人口密集，以汉族为主。1952年，达尔罕旗与茂明安旗合并，因此，达茂旗全称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达尔罕旗在清代称“喀尔喀右翼达尔汗贝勒旗”。达尔罕贝勒的祖先是游牧于漠北喀尔喀河流域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东部蒙古的鞑靼部。茂明安曾是成吉思汗胞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嫡系宗族。

　　达茂旗地处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区，其大致沿北方300～450mm降水等值线分布，即位于北方农牧交错带的自然地理界定范围内。从历史和文化地理角度看，达茂草原是一个被历史起伏推动而形成的北方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错区。明朝中期至民国初期，山西移民走西口来到达茂草原，彻底打通了中原与蒙古草原的经济文化通道。土地的私垦和官垦使达茂旗近一半草原变为农田，成为中国最为典型的农牧交错区之一。

　　聚落地名是区域地名系统的主体，是最有效反映区域人地关系及其发展历史的地名子系统。蒙古语地名在北方农牧交错带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因此，针对蒙古语聚落地名展开研究。据统计，案例地聚落地名1547个，其中，蒙古语聚落地名占76.86%，汉语聚落地名仅占19.97%。根据《达茂旗地名志》采集乡(镇、苏木)、村(嘎查)及自然村(艾勒)三级聚落地名。运用GIS矢量化功能和数据库技术建立聚落地名点矢量数据库。生态移民、人口等方面的数据由达茂旗农牧业局提供。

　　1.3.1深度访谈法。2017年赴达茂旗与达茂旗历史文化研究会两位专家和各乡镇民政助理员进行深度访谈，核实数据库中蒙古语聚落地名的命名历史、汉译用字与译音、语义解释及方位等信息，以求在最大程度上还原蒙古语聚落地名的原貌。以此次访谈内容为依据，判断民众对蒙古语聚落地名语源和语义认知的准确性。为揭示地方民众对蒙古语聚落地名语源和语义的认知，2018年和2019年赴达茂旗各乡(镇、苏木)展开入户访谈。根据各乡镇人口密度以及蒙古族和汉族人口之比，确定样本数量，共73人(蒙古族32人，汉族41人)接受并完成访谈。将居民对地名语源和语义的认知作为访谈内容(请您指出以下列表中哪些地名是蒙古语地名，请您简要说出这些地名的含义)。当越来越多的受访对象将某蒙古语地名当作汉语地名时，该蒙古语地名的汉化程度就越深。而不了解某蒙古语地名语义的受访对象越多，该蒙古地名的语义流失程度就越明显。此外，在访谈过程中向访谈对象提供李克特量表，用以衡量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对蒙古语和汉译蒙古语聚落地名的认同度，具体问题表述为：您平常愿意使用蒙古语地名还是汉译地名？您会给这种愿意程度打多少分(非常愿意5分，愿意4分，一般3分，不愿意2分，非常不愿意1分)。根据评分结果，计算蒙古语聚落地名的边缘化程度，即居民对汉译蒙古语聚落地名和蒙古语聚落地名认同度评分均值之比。比值越大，蒙古语聚落地名边缘化程度越明显。

　　1.3.2GIS空间平滑法。GIS空间平滑技术能够生成区域内离散数据点连续的趋势面，突出点的分布趋势。其中，趋势面模型假定空间数据点的观察值(z)是所在点坐标(x,y)的二元多次方程，用回归拟合的最优方程来估算其他所有点的值。由于研究中的观察值是蒙古语地名或非蒙古语地名，因此，采用Logistic趋势面模型分析蒙古语和非蒙古语地名的空间分异特征。克里金插值能够准确反映变量的空间结构特性，是地统计学中运用最为广泛的空间插值法。以深度访谈过程中各该蒙古语聚落地名被当作汉语聚落地名使用的居民数量和不了解各该蒙古语聚落地名含义的居民数量的统计结果为变量进行克里金插值，分析蒙古语聚落地名汉化程度和语义流失程度空间特征。

　　清朝以来，达茂草原开始出现稳定的聚落，其蒙古语聚落地名主要在这一时期形成。一方面，统治者将蒙古部落领地划分为盟旗，严格划定界限，禁止越界游牧。自此达茂草原的聚落失去了流动性，牧民拥有了固定的牧场和营地，结束了远距离大游牧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随着“兴黄教以安众蒙古”政策的制定，围绕庙形成的固定式聚落不断出现。同时，蒙古语言文字环境的稳定发展又促使这些聚落地名得以传播和延续。然而，由于清政府严禁汉族人到长城以北开荒种田、经商通婚，阻碍了蒙汉两族之间人口和文化的交流。所以该时期蒙古语聚落地名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其用名和命名环境尚未分异，用名和命名群体结构均较为稳定。

　　清初的封禁政策并未持续多久，蒙荒开垦运动便在达茂草原大规模兴起。大批走西口而来的汉族移民陆续在达茂草原南部地区务农定居，聚居成村，产生了现行最早的汉语聚落地名，也打开了蒙古语和汉语聚落地名共存的新局面。同时，汉族移民在南部地区大规模开垦，蒙古族牧民丧失了赖以生存的草场而被迫北迁，奠定了达茂草原北蒙南汉的聚落及聚落地名分异格局。在民国初期北洋政府蒙汉分治政策的影响下，达茂草原蒙古族和汉族聚落并存分立，更加强化了蒙汉聚落地名的空间分异(图2)。“分治”是蒙汉人口、社会及文化交流的政治屏障，也使得蒙古语聚落地名的用名群体和用名环境未发生根本改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达茂草原涌现出众多围绕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而形成的定居点。20世纪80年代，双承包制和双权一制等政策推动达茂草原开启全面定居定牧模式，草原上的聚落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聚落地名规模也因此迅速扩张。由于蒙古族和汉族人口混杂聚居，蒙汉之间的文化整合成为达茂草原文化发展的主旋律。在汉语方言和文字成为主流的过程中，蒙古语聚落地名用名环境发生了剧烈变迁。作为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符号工具，又为了使蒙古语聚落地名能够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汉译成为表达、使用、传播、记载及管理蒙古语聚落地名的主流方式。在这一背景下，蒙古语聚落地名原有语音开始发生变化，译音误差和简化现象愈加频繁(表1)，有的难以辨别语源，甚至被认为是汉语地名。

　　自清朝初期聚落形成伊始到20世纪80年代全面定居模式的开启，达茂草原蒙古语聚落地名始终是在相对单一的蒙古民族语言环境下命名的。其命名和用名群体由蒙古族统治阶级和民众组成。蒙古语聚落地名被命名者赋予了丰富的符号意义。或被命名者作为政治和宗教权利的象征性符号，宣扬统治阶层的执政理念和社会秩序，或被作为民族自然观和生态观的象征性符号，表达蒙古游牧民族对大自然的崇尚与敬畏之情。

　　一方面，清政府大力推行教，广建庙，以向蒙古民众宣扬其执政理念，控制蒙古民众的精神和道德秩序。随着大量为寺庙服务的人口的聚居，寺庙逐渐演变为达茂草原的中心聚落。因此，以寺庙和宗教活动命名的蒙古语聚落地名不断出现，成为皇权和教权的象征。如“珠日海”意为“历法、易卜”，因曾有居住办公而得名；“道日布音布拉格”中“布拉格”意为“泉水”，该聚落点因曾有在泉水旁念《道日贝》佛经而命名；“满都拉”意为“曼萘罗、祭坛”，因此地一座孤山上曾有安置佛像做坛场而取名；“阿达嘎音本巴太”是“密藏地”，曾有将装满粮食的瓷罐埋于地下，垒起敖包做佛事故得名；“本洪”指“灵藏”，以清初期兴建的推庙命名。

　　另一方面，随着聚落稳定性的增强，牧民们开始借助对居住地的命名表达自我价值和信仰。而如何将自然景观的形态和色彩融入到地名文本中始终是牧民们思考的命题。地名的命名，源于人类对景观的认识和地理体验。以自然景观命名的地名是牧民对其生活环境中自然资源或景象的记述。达茂草原蒙古语地名以地形地貌如山峰(乌珠尔)、山头(陶勒盖)、山沟(浩来)、山麓(恩格日)、石头(楚鲁)、石崖(哈达)、高地(温都日)、凹地(音约绕勒)。与河流水体类如井(胡都格)、湖泊(淖尔)、泉水(布拉格或宝力格)、河水(乌素或高勒)。为主。作为象征民族自然观和生态观的文化符号，蒙古语聚落地名充分体现了游牧民族对大自然的眷恋与崇拜之情。在蒙古语聚落地名文化语境中，自然景观或冠以民族传统色彩观白色(查干)具有普适性和代表性的颜色，红色(乌兰)代表温暖和喜悦，青色(呼和)代表永恒，黄色(乌花/希拉)被尊为神圣高贵的象征，黑色(哈日)带有神秘性。，表达民众对自然景观某种观念性的阐释和象征性的比附，或赋予人物和动物形态如格吉格(辫子)、套海(手肘)、德勒(马鬃)、英盖(母骆驼)、达嘎(二岁马驹)、勃日格德(雕)。而加以活化，展现自然景观的灵性。

　　受封建社会民族限制政策影响，达茂草原蒙古族人丁巨减。又历经几个世纪的移动，汉族人口规模急剧增加。因此，到新中国成立时，达茂草原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族人口比例远超蒙古族。人口结构的剧烈变迁导致蒙古语聚落地名用名群体不再是单一的蒙古族民众，汉族民众逐渐占据主体。用名群体的重构与多元化导致蒙古语聚落地名赖以传播和发展的语言文字环境发生了变迁。在汉语言文字环境中，蒙古语聚落地名所传达的符号意义往往难以被传达和理解，甚至被遗弃，最终衰变为简单的空间指位符号。

　　3.2.1蒙古语聚落地名译音的失真与简化。随着汉语方言和汉字普及率的提高，达茂草原蒙古语聚落地名译音失真问题愈加突出，走音和简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其所采用的汉字往往难以准确记录蒙古语语音，有的从字面和读音上已难以判断是否为蒙古语地名。因此，越来越多的民众无法读出其所在地蒙古语聚落地名的正确语音，更不了解其语源，甚至误将蒙古聚落地名作为汉语聚落地名。蒙古语聚落地名的汉化程度由北向南逐渐加深，汉化程度明显的蒙古语聚落地名集中分布于南部汉族人口占优势的乡镇(图3)。

　　3.2.2蒙古语聚落地名意译的模糊与语义的流失。地名的符号意义须通过其语义的解释才能够得以映现。而意译的准确性决定着蒙古语聚落地名语义表达的准确性。汉族移民的人口和文化嵌入在增加达茂草原汉语地名规模的同时，也加速和加深了蒙古语地名语义内涵的流失。随着蒙古语使用群体规模的下降，地方民众对蒙古语聚落地名意译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越来越明显，最终导致蒙古语聚落地名语义流失程度不断加深，蒙古语聚落地名所传达的丰富的符号意义越来越难以呈现(图4)。

　　3.2.3蒙古语聚落地名的边缘化。目前，达茂旗官方仍在尽力使用和保留蒙古语聚落地名，但蒙古语聚落地名通常只记录在以蒙文书写的载体上，以及由政府强制规定的社会市面用文中，如官方文件、交通标志等。对于广大民众，由于汉语普及率越来越高，且为了发音容易、表达省时省力、使用方便，蒙古语聚落地名不断被民众汉译简化，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边缘化现象愈加明显(图5)。相比蒙古语聚落地名，汉译简化后的蒙古语聚落地名社会认同度更高，而蒙古语聚落地名的普及存在局限性。从图5看出，南部乡镇蒙古语聚落地名的边缘化程度最高，其民众对汉译蒙古语聚落地名的认同度远较其他乡镇高。

　　(1)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经历了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主导阶段、少数民族语和汉语聚落地名共存分立阶段、汉语聚落地名与汉译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主导阶段的演化历程。(2)因语言文字环境的变迁和用名群体结构的变化，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原有语音逐渐发生变化，语源辨识度降低。(3)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的意义指向和命名期待的揭示功能不断弱化，地名的符号意义在新的用名环境中面临着痛苦的断裂和消逝困境，最终衰变为简单的空间指位符号。引起这一衰变的原因：一是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存在译音失真和简化现象；二是具有意译模糊性，语义流失严重；三是社会认同度低，边缘化现象突出。

　　地名的形成与变迁受地方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同时，批判地名学又将地名作为参与地方建构的文化符号，认为地名具有社会文化能动性。可见，地名作为地方社会文化的产物，又为地方建构所必需。地名与地方社会文化环境相互影响、紧密关联。地名的形成演化既取决于地方社会文化环境，又会对地方社会文化环境产生影响。因此，未来有必要进一步展开田野调查，研究分析少数民族语地名符号意义变迁给地方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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