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本文主题的提问，很可能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怎么可能？但如果要问：为什么不能？很可能这些人里面又无人能准确回答出具体的科学理由是什么，甚至都不知道该从什么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后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来回答，那就是反过来讨论，如果要否定这个目标的话，其确切的理由是什么？主要有如下两个：

　　差距（人才、经济、教育、研究基础等）实在是太远了，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在5年内弥补这些差距。

　　当前还有太多更基础的工作要做，这个工作本身就不应当成为当前的目标和任务。

　　正好近期受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邀请，为中国创新研究的著名学者封凯栋老师的新书《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创新中国书系）写书评。读完全书后，欣喜地发现该书为回答本文的主题提供了极为丰富和坚实的研究资料，它们证明了一些可能会令人非常诧异的真理：

　　要成为更高层次的科技生存方式（自主研发等），并不完全是一个线性递增的过程，而是企业在一开始就做出的选择。大量中国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并不是因为其生产发展得最为充分，或在商业上资金积累最为充分了才进入自主研发，而是在其非常弱小的一开始就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很多企业没有成为自主研发型的企业，并不是因为自主研发有更多风险或更加困难，而是他们的思想理念就坚定不移地认为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个道路上获得成功。

　　大量坚决反对中国企业进行自主研发并不是出于经济上的或理性的评价，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为“中国科技落后教”的宗教般的固执理念。很多企业不是在自主研发的行为失败或最初做出决策时对风险和失败的预测而退出这个道路，反而是在自主研发获得成功、甚至是惊人成功之后坚定不移退出的。成功的事实结果并不是为他们提供了证明中国企业有能力进行自主研发的证据，而是带给他们巨大的心理恐惧，必须赶紧逃离的坚定信念。

　　华为和中兴都是在最初仅仅可以生存下来，只有刚够维持生存的极少收入时就开始了自主研发的进程。中兴（那时叫中兴半导体，1985年2月7日成立，2002年2月8日这个公司已经吊销）在开发出ZX500和ZX500A数字程控交换机之后，1992年1.1亿销售额，而其净利润居然高达9000万。当年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兴老员工介绍，那时公司销售人员签合同的手都快要累断了，客户是反过来提着茅台酒和中华烟来求中兴销售人员赶紧发货。拉货的卡车在中兴生产厂房门口排起长队，只要产品一生产出来马上就被装车运走了，根本就进不了仓库。但在获得如此惊天的巨大成功后结果是什么？经营团队决定乘胜追击迅速开发2000门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但中兴半导体的香港股东运兴（香港）电子贸易公司坚决不同意，执意要求见好就收、尽快将利润赶紧全分了。双方在会议室大吵了一个星期，到后来双方竟然达到拍桌子对骂的程度。最后全体员工辞职，放弃了中兴半导体全部的知识产权、所有的研发设备、技术资料和研发的成品、半成品，连一个螺丝刀都不带走，以避免今后引起任何法律纠纷。1992年10月23日，组建了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一切从零开始研发产品。后反过来与认可中兴经营团队理念的原中兴半导体其他原始股东和新股东合资成立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并由中兴新发起成立现在的上市公司中兴通讯。如果运兴（香港）当时没有在中兴半导体自主研发行为获得惊天成功之后，带来巨大的恐惧心理坚定不移地退出，结果会是什么？那就是他们从此游山玩水，根本什么工作都不用干，就能自动地成为自主研发型的国际型通讯产业的领导者。

　　华为在创业过程中也遇到类似问题，最初华为是有包括任正非在内的6个投资人创立。刚开始的业务是代理香港康力公司的HAX的用户交换机，并且业务很不错。在获得了最初始的商业积累后，华为很快也开发了自己的用户交换机HJD48和JK1000。无论是代理香港康力的HAX用户交换机还是自己开发的用户交换机，业务都很好。但在任正非决定进入局用交换机领域时，其他5位投资人都坚决不同意，并且带着恐惧最终通过股权赎买先后退出了华为。如果他们不退出，同样可以从此什么工作不用干，都可以自动成为国际通讯产业的领导者。

　　在华为和中兴进入局用通信领域之前，做用户交换机的国内公司有200多个。包括华为中兴在内，大多都是很小的角色。当时在这个领域的巨无霸是深圳长虹，全名是：深圳长虹通讯设备有限公司，1984年10月18日成立，全国资背景。该公司早已经被吊销，所以现在知道这个公司的人极少。我当年在深圳工作时，有一段时间开车去莲塘上班，天天都要从位于八卦岭路边他们公司厂房大楼旁经过，这个厂房楼顶有很大的“深圳长虹通讯”的招牌，非常显眼。这个地方是深圳长虹全资成立的“深圳高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的地址，专门从事生产深圳长虹的用户交换机产品。当时中兴的老员工说1990年左右的华为和中兴员工都梦想着有一天哪怕能赶上深圳长虹的一半，这辈子就太幸运了。如果要从用户交换机进入局用交换机领域，深圳长虹可以说是当时最具实力和条件的。可是今天，这家公司早已经不见综影。

　　当年的联想同样实力远远超过中兴和华为。1993年2月，由倪光南领导的团队开发的联想程控交换机的原型机实现了实验室通话，并被命名为LEX（Legend EXchange）联想交换机，当年就实现了销售合同的签定。1994年元旦凌晨，第一台联想程控交换机LEX5000在河北廊坊开局成功，用户数量是华为C&C08A的2.5倍，遥遥领先、遥遥领先。其售价超过100万，很快就挣回了开发投入的费用。1994年8月，联想的程控交换机获得了邮电部的入网证，基本模块可以支持5000个用户，并可扩展到32000个用户，遥遥领先、遥遥领先。凭着当年联想的经济、规模实力和倪光南团队的人才技术实力，联想如果成立一个通信事业部，现在的联想领导人根本什么事情都不用干，坐着不动就可以自动成为世界通信业的领导者，其规模尤其利润可能远超过现在的联想一个数量级。如果那样，可能也就没有华为中兴什么事儿了。但是，联想坚定不移地、通过巨大的努力和长期的、坚决的斗争，成功放弃了已经获得技术和商业巨大成功的交换机产品线。联想最大的罪过不是高管钱拿得太多，而是坚定不移地、做出如此巨大努力和坚决斗争地主动放弃自己一出世就遥遥领先的通信产品技术。

　　当然，面对“中国科技落后教”，我们并不试图去搞出另一种针锋相对的“中国科技领先教”。自主研发应当是一种符合商业逻辑的行为，而不是基于一种盲目的信仰。联想坚持不去做PC的CPU芯片和操作系统是有商业合理性的，这个可以理解，因为这是其自己的产业链，不能轻易去和自己战略性的产业链上游进行竞争。但当年通信领域的程控交换机对整个中国企业来说都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谁抢到就是谁的。联想当时推出LEX5000后已经处于当时最为有利的市场地位，在这个领域主动放弃是完全不可饶恕的错误。

　　如果在产品技术开发和商业上巨大的、甚至可用“惊天”一词描述的成功，居然都是自己没有能力的证明，那什么才能成为证明？这种把成功、甚至太过成功被当作自己没有能力的证据而主动放弃并不是个案，而是过去中国发展过程中相当普遍的现象。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今天的深思了。

　　我当年曾陪同一批去中兴通讯展厅参观的客户，参观结束后其中一个客户却说：我的看法和一般人不一样，如果说中国公司研发一下彩电、生产一些键盘鼠标还好理解，怎么可能去开发什么高科技的通信产品？这不是像肯尼亚居然说要去自己研发生产彩电一样可笑之极吗？这种话让所有人都深感诧异。如果说对哪个产品宣传的技术参数有疑问可以质疑，如果对宣传的市场占有率数据有疑问也可以质疑，甚至提出激烈质疑都算是正常的。但这个客户并不是对中国企业自主开发出来的大量通信设备有质疑，也不是对市场占有率数据有质疑，而是面对明明白白摆在眼前铁的证据，就是在观念上和感情上坚决不能接受中国企业居然也能进行高科技通信产品自主研发这个事实。如果这样，就不是提供更好科学证据的问题，而是要完全改变一种特殊宗教信仰的问题了。对于这样的人，你不可能用任何证据去证明，并且你提供证据越是充分，对方越是会心生恐惧和抵触。

　　在汽车领域，以自主研发立足的奇瑞、吉利等，主要研发人员很多都是来自“市场换技术”型的企业。在那些以“市场换技术”方式生存的企业里，并不是没有自主研发的成果，但几乎都被主动放弃了。特别强调一下，它们都是在已经成功的铁的证据和事实面前被主动放弃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企业都有自己的基因，他们做出战略选择和决策并不是因为经济的评估、商业的风险和宏观的变化，而是因为其基因本身天然决定的行为方式。这里面有机制和环境的影响，但也并不完全如此。当年的深圳长虹与华为中兴都在深圳特区，都是拥有完全的经营决策自主权的企业，尤其是华为和中兴曾经的股东更是如此，但他们之间的行为和战略选择却完全不一样。

　　中国能不能在5年内使科技、教育、产业全面居于世界领导地位？如果不能，绝对不是因为没有能力，不是因为没有领导世界的研究成果，不是因为没有人才，不是因为没有机会更不是因为没有资金，仅仅会是因为有太多人根本不相信中国能做到这一点，并对领导世界的科技、教育、产业努力和行为、成果，会坚定不移地主动放弃，竭尽一切努力地自我打压、自我遏制、自我阻档。之所以这样，不是出于任何科学的、理性的、经济的评价和选择，而仅仅是出于一种般的执念。他们会对一切能够领导世界科技、教育、产业的实际成果和铁的证据都会心生巨大的恐惧、怒火和反感。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本来你根本什么都不用做，坐着不动都能自动成为世界科技、教育、产业的领导者，只要从“中国科技落后教”的深渊中超脱出来即可。所以，如果你认为中国不能在5年内成为世界科技、教育、产业的世界领导者，就请你彻底闭嘴，坐着不动，什么事情都别干，你只要自动地去享受世界科技领导者的成果和地位就可以了。一定要学会这一点，尽管学会这一点非常困难，远远比做科技创新的工作困难得多。

　　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去详细讨论中国目前的现实国情 —— 根本不缺资金、不缺人才，甚至不缺伯乐、不缺原创性的成果......，需要的、极度缺少的只是将考虑问题的层次再提升一个档次，只是消除“中国科技落后教”这种迷信和执念。

　　低层次的生存方式在数量上的积累并不能自动地上升到更高层次。甚至于相反，低层次积累的更多的人和企业、单位，反而更有可能阻碍其层次的提升。向更高层级跃升的，从来都不是实力、资源最具条件的企业。资金积累充分以后，并不能自动进入自主研发。一些持贸、工、技发展路径理念的企业，最终实际变成的是技、工、倒。做生产成功的并不一定就会自动上升为做品牌。华为与中兴的成功不是先积累足够资金和人才以后再进入自主研发，而是在初期赚得极少的第一桶金之后就迅速进入自主研发的状态。很多企业已经积累了极为丰厚的亿万资金，至今依然坚定不移地、冒着灭亡风险地、尽大努力地、付出尽可能巨大代价地避免进入自主研发的生存状态。

　　在新能源车领域，很多初期占据极为有利政策条件的企业，不是把国家支持新能源车的政策当作机遇，迅速增强研发能力，而是内心深处就坚定不移地认为新能源车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国家推出的一切产业支持政策（包括新能源车），对他们来说都只是难得的行骗机会。他们付出巨大努力、巨大成本、巨大代价、冒着巨大风险、绞尽脑汁，以远比搞研发困难得多的创造，去钻政策的漏洞进行骗补。本来他们可以极为轻松地利用这个大风口赚取百亿、千亿的利润，但就是要把心思全用在骗补上、付出远远比搞产品技术研发困难得多、风险大得多的“政策漏洞研发”获取几个亿的小目标。

　　我们很多人都认为美国创新能力很强，那他们为什么创新能力很强？多去研究一下，我们学过来不就得了吗？原来我们只是模仿和学习先进国家的生产、管理、研发，现在需要更多关注模仿其原创能力。但是，认为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科技和教育领导者的人不是基于任何科学的原因，而只是基于一种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他们认为美国原创能力很强的确不错，但并没有因此激发出很自然地对美国创新能力的理性研究，而是无论有任何科学证据存在，他们都会坚定不移地认为：中国根本就不应该去考虑这个问题。一切中国具备的领导世界科技的成就，全都会被他们当作中国不具有这种能力的证明而迅速去打压和放弃，一切这样的证据带给他们的不是新的认知，而只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恐惧，如同最坚定的宗教信徒遇到异端时的恐惧一样。

　　正是基于要搞清楚美国的原创能力到底原因在哪里，我在十多年前利用在硅谷做投资的机会，与硅谷创业者、投资界进行过深入的合作与交流，参加像ROTH这样的硅谷投资大会。这个硅谷投资界的盛会一般都是在加州一个叫Dana Point的滨海风景区五星级酒店里茨卡尔顿（The Ritz Carlton）举行。只有参与对方，进入对方的圈子，与对方一起玩，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到其内在逻辑，而不是仅仅基于一种信仰、执念和自以为是的陈词滥调。对美国抱有宗教一般信念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没去过美国。美国为什么具有原创能力的底层逻辑，我可以说已经非常清楚。这个本文不展开谈，但可以给出一个结论：中国要掌握这种原创能力的话，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难度。最关键只是一个观念问题，必须首先把内在的坚决不允许中国做原创性工作的宗教铲除。否则，所有原创性的成就都会带来恐惧，被人们尽一切努力地阻止和扼杀掉。所以，可能与人们的想象完全相反，并不是要做出多大的努力去进行原创，原创性的工作当然是有其自身规律的，但只要中国社会别带着宗教般的执念，耗费巨大代价地、坚定不移地去主动将原创性工作成果定向扼杀和清除掉就可以了。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原创性的工作更容易的事情了，它们会自动地大量生长出来的。道理很简单，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做原创性的工作，也没必要，只要少量最杰出的人才来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但中国那么多最杰出的人才为什么会跑到美国去搞原创？因为在中国他们的绝大多数工作会被坚决地精准扼杀掉。可能对你来说做原创性的工作难如登天，但对那些天才们来说，他们的社会生活适应性非常非常差，除了做原创性的工作就不会干别的。如果他们能在中国勉强地活下来，为什么要去美国？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只有从一开始就立足于领导世界的科技、教育和产业发展战略，才会符合今天的时代。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要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科技、教育、实业的引领者。为什么要提出四个自信？就是要完全破除“中国科技落后教”的邪念。

　　一切不是以领导世界为目标的科技研究、科技政策、科技体制，统统都应该迅速做出调整。如果中国不能在5年内科技、教育和产业全面居于世界领导地位，唯一的原因就是认为自己不可能做到，所以也就根本不去考虑如何去做到。即使有无数的机会、有无数的证据证明有能力做到，也会坚定不移地放弃。

　　今天（10月25日）是中国抗美援朝纪念日，因为这一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打赢了第一仗。73年前的那一场战争对中国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就是改变了信心。在出兵之前的决策中，最初是只有一个半支持出兵的。也就是说，即使当时在我人民解放军中大量战神级别的将帅中，也几乎没有人支持出兵。他们这么认为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当时的解放军与美军的武器装备差距，整个中国经济与科技实力差距的确是太大了。但是，事实如果只是事实本身，可以有理性的和科学的分析。如果事实上的差距在心理上完全固化，就可能变成一种宗教般的执念。过去我们在科技、教育和产业上的确落后于美国，但在经过70多年的发展之后，我们已经基本拉平，并且已经在很多方面开始反超或遥遥领先的时候，有太多人还是没有从过去已经变成宗教般的落后执念中超脱出来。

　　《潮起》一书中是将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称为“创新型企业”。例如在李寅老师为该书所作的序言“技术扩散之迷与自主创新的中国答案”中写道：“我们完全可以把后发国家的技术学习看成一种创新活动，这种技术学习不仅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且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它的发生是一种选择，是一种战略，是一种自主的组织行为。因此，后发国家对先进技术的获取与追赶本质上就是一种自主创新行为”。但如果最严格地说，这是一种以学习型活动为主的自主研发行为。这种自主研发与真正意义上的原创型的自主创新之间的区别在于：

　　自主研发：进程高度可控，失败率极低。对象是产品，技术已经清楚并掌握，只是解决产品需求、设计、产品生产与使用中的工艺问题、可维护性、供应链（原材料采购、运输、清关等可能的相关问题）、生产销售等需要的资质等。自主研发很可能以现在市场已经有竞品为学习对象，主要是在以上方面进行微创新。

　　原创：进程不完全可控，有显著程度失败的几率。对象主要是技术。即使是产品形态上表现为现有产品的改进，遇到的也主要是解决新技术的问题。例如汽车发动机的更高要求的排放技术。

　　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定要理解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大型企业并不适合从事原创性的工作，因为显著的失败几率会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风险。摩托罗拉在铱星上的失败导致了50亿美元的巨额亏损。中国的央企中铝曾在惰性电极上进行研发，并且列入了863计划。但这个技术即使在国外也没有成熟应用过。因此两度立项，两度都失败了。这个表明两点：首先不能说国企就没有创新的主动性。中铝虽然在惰性电极的研发上没有成功，但也是值得点赞的。另一方面是，虽然我们赞赏中铝的创新精神，但并不支持大型企业在原创性的工作上投入过多精力，这需要不同的模式。我们过去将真正创新的希望只寄托在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和研发机构身上的想法并不正确。这个并不是简单的说对失败宽容就能解决问题的，必须要有系统的支持原创活动的理念、体系和方法。

　　《潮起》一书重点是对比“市场换技术”与自主研发两种模式在中国的发展，并且主要集中在汽车和通信两个非常典型的市场。这两个行业都有共同的特征，也有一些重要的区别。他们都在最初形成了“七国八制”，但具体的原因和结果却是不一样的。但到今天都基本实现了从追赶到接近领先甚至遥遥领先的全过程，因此都具有很好的对创新主题的研究价值。

　　汽车业是更典型的“市场换技术”思路，而通信业事实上是更多体现为“市场换资金”的思路。当年都认识到通信需要大发展，但当时的邮电部没钱。所以，国家给的大量政策主要集中在如何使通信业快速获得建设资金上。国家当年对通信发展给出的优惠政策有：

　　三个“倒一九”。即邮政和电信部门所得税按利润的10%上缴，非贸易外汇收人上缴10%，预算内基建资金按10%实行拨改贷。

　　初装费。20世纪90年代初一部电线年代末在家里装的第一部电线多元的电线元安装费，还等了一年多才实际装上。

　　事实上，除了以上显性的政策外，还有不那么显性体现出来的可算是不成文的政策：就是只要有电信设备生产能力的国家政府提供优惠贷款，我们就采用他们国家电信设备商的产品。这是当时的电信网形成七国八制的关键原因。因此，当时中国电信网上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企业的电信设备。除了美国、欧洲的厂家外，还有加拿大、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家的电信设备。这个领域也搞过不少合资企业，但远远不如汽车业那么多、那么普遍。很早就有国内民营企业介入电信设备和终端的研发和生产制造，并且在90年代迅速在国内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汽车业进入的门槛要高得多，因此形成了大量的合资企业，长期以合资企业为主，更充分地体现了“市场换技术”的思路。并且，同样是几乎世界上除了印度等中国实在看不上的国家以外，但凡有汽车生产能力国家的企业都在中国有合资，每个中国汽车的央企还都是和两个外企搞合资。但在奇瑞、吉利、华晨、比亚迪获得汽车牌照，尤其是新能源车时代大量新势力进入，中国汽车业也开始重复90年代中国电信设备领域的故事，而且进展更快、势头更猛。

　　具体什么叫创新，这个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实操问题。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创造性破坏理论”(creative destruction)在创新研究的学术界影响很大。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相当模糊的、不可精确测量的概念。

　　提升经营层次创新。从代理销售逐级提升为：生产、品牌、渠道、自主研发、技术体系结构、商业模式、技术标准、标准组织。

　　颠覆式的降成本改进。表现为降成本的巨大幅度及生产工艺改进。例如汽车领域的一次成型生产工艺技术，这个可以使成本获得非常大的下降。

　　产品技术原创是指创造新的技术和产品。诺基亚把智能手机当作只是手机的一种微创新。而苹果从一开始就是把智能手机看作是一种全新的产品，是一种原创。这是诺基亚在智能手机时代为什么失败，而苹果能够成功的关键性原因。原创往往是跨界行为，由新角色进入而产生。成熟厂商在技术进步到原创时代更容易输给跨界角色。

　　改变技术体系结构。从新能源车与燃油发动机排放进步对比就可看清这一点。前者就是技术体系结构的改变。

　　我对《潮起》一书很愿意给出极高评价，关键原因并不在于封凯栋老师在书中给出的研究结论，而是他的研究方法，我称之为社会测量方法，他在书中称为“田野调查”（参见书中P361），或社会调查，调查研究等。他在过去20年间直接采访了相关企业的500多个人员，是以这些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写下的本书，这使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样的研究才是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科学的研究。绝大多数的学术论文往往是这样：美国某学者A怎么说的，德国学者B怎么说的，英国学者C在A基础上提出什么新的说法，日本学者D在B基础上提出了什么新的学法，美国学者E在总结A、B、D基础又提出什么新的说法，比利时学者F提出一种新的说法，荷兰学者在D、E、F基础上又提出一种新的说法，中国学者G在A、B、C、D、E、F基础上提出了个微调的建议......然后这个学者在论文中对各种说法的区别做了深入研究、对比优劣，自己也提出一个修改的建议。这种论文纯粹只是坐在书斋里搞出来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你自己新的测量数据是什么，这才是真正有科学意义的东西。引用他人的一大堆说法只是一些废话。这样做的结果当然会带来一个好处，就是大家的论文被引用数据可以造得比较漂亮，但这对科学研究来说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如果没有新的测量数据，是不会带来任何新信息的。被引数量越多，只是说明废话越多而已。大多数科学和文献测量的数据指标都是一些如被引等二手数据，而不是论文本身的一手数据。如果只是以这样的测量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是有可能把科学研究活动带偏的。由此潜移默化地在论文中形成以相互引用为主要模式的学术习惯。作为原创性研究来说，高度个人化的第一手测量数据丰富程度才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这里顺便推荐一下陈平老师最近的系列文章“国庆反思科学强国的崎岖路（风闻调研委员会）”（参见《观察者网》：眉山剑客，2023年10月8日至20日七篇文章）。这个系列文章主要是在介绍陈平老师个人学术研究的经历和跨学科研究的思路形成过程。我在过去的一些文章中也曾介绍过我自己学术研究的经历，有些学者在微信群里就曾提醒我：汪老师，写学术文章不应该在里面谈个人的经历。事实上正相反，如果没有高度个人化的第一手测量数据支持，是没有资格去写学术论文的。如果去认真学习国外那些有高度原创性的学者文章，可以很容易发现他们个人在什么情况下见到什么现象时，突然产生什么样的新想法。这是理解其原创思想最重要和最关键性的信息。而中国学者们居然已经普遍产生相反的、完全排除个人化研究信息的学术习惯，这等同于是一种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严格排除原创性研究的思维定势。

　　正如我在创立“统一测量学”过程中所一再指出的，因为过去没有人系统地研究科学所有学科领域的实验与测量方法，造成了相关名称的不统一。这给人们理解相关测量方法、尤其是准确应用带来了极大困难和偏差。

　　田野调查被认为是人类学学科，文化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生物学，环境，地质，地理，生态学，海洋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相对简单的测量工具——书面记录、照像机、视频录像、录音。它是一种相对初步的测量方法。“田野”这一名称形成于考古、地质等测量活动中，它们的确就是主要在田野上操作和实现的。但这个词汇应用于在会议室里的访谈，就显然有些不太适合了。

　　另外，调查一词也会显得相对较为初步。考古学更深入的测量方法有探方、勘探、测年。

　　我个人当然主张统一以“社会测量”来进行描述，并非完全排斥原有概念的使用，但应当在用“统一测量学”进行重新严格定义后再来规范地使用。

　　《潮起》一书中讨论的问题是非常广泛的，对于技术的学习和转移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案例。我们过去在校企结合、知识成果转化上做出过很多的努力，但效果并不是很好。事实上，知识和技术转移的最好方式是人才的转移和流动。这个本文不再深入讨论。

　　书中详细讨论的邬江兴团队发明04机的案例具有很多深入研究的价值。我当年因为申请863项目的原因，去郑州信息工程学院邬江兴院士的办公室与他交流过。当时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巨龙公司的董事长兼CEO，可是当我去他办公室看到他居然穿着军装，感到非常惊讶。我问他你不是巨龙公司的董事长吗？怎么还在学校里？他笑着说那只是临时的，当时已经卸任了。他那时是国家863信息技术专家组的组长。邬江兴院士虽然发明了04机，对中国通信产业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他个人始终就没有兴趣到企业去赚钱，而是一直在高校从事前沿性的创新研究工作。

　　一提到自主创新，我们可能只是想到企业的自主创新，对于高校、研究机构与高科技企业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并没有清晰的认知。事实上，邬江兴院士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正面案例 —— 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要去企业通过高科技研发赚钱一条道。正如前面我们在原创与自主研发的对比分析中所指出的，因为原创具有相当程度的失败几率，并不适合大型企业去做。因此，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重要职责就是进行原创性的试错。试错的另一个特别重要角色是个人和初创企业，这两类试错的成本是可控的。在学校里，即使失败了，也培养了人才。个人和初创企业试错的投入本身就会极小化，其失败的损失对全社会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在美国高校里做的很多原创性的工作，会以免费的形式提供给全社会，并不一定都要形成专利，并且通过专利进行转化。免费向全社会公开和人才流动是成果转移最普遍的形式。我们现在大量技术开发中从网上获取的源代码，相当多都是美国高校研究出来的结果免费在网上公开的。邬江兴的04机技术几乎是向整个中国通信产业界公开了，这是那时中国整个通信产业界程控交换机技术大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贡献是非常巨大的，远比他本人去开一个企业赚钱的意义大得多。虽然巨龙公司并没有因此发展壮大起来，但04机的关键技术已经成功流进华为和中兴等公司程控交换机产品的血液里。

　　如何去支持个人与初创企业的原创性工作，也是有规律和成熟操作方法的。本文不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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