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被认为具有突出普遍性价值，人们对其与旅游关系的认知在不断发展和变化。旅游已经成为影响居民生计发展的关键性要素。然而，旅游活动也给世界遗产地居民可持续生计带来不确定性。Holling率先提出的韧性（resilience）思想为解释遗产地社区居民的生计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我国学者趋向于将resilience译作恢复力，但汪辉等对resilience主流译法进行了辨析，指出韧性译法扬弃了恢复力单纯强调系统恢复至平衡的状态，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应用更为贴切。韧性概念在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中不断被丰富与深化，从最初表现为系统恢复至原始状态的能力，演变为系统在受到外部扰动时能够保持自身状态不变的能力，又发展为系统在吸收干扰后进行自我适应、学习、提升抵御能力等更深层次的内涵。然而以上定义忽视了系统对良性扰动的响应，逐渐显现出理论争议。考虑内外部扰动带来的多重影响，重新审视韧性内涵，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生计概念，本文将生计韧性的概念理解为个体或群体现有的生计系统在吸收变化和扰动后能够通过自我调整、学习适应、推进转型，以维持生计系统健康运转并获得更优发展的能力。

　　国外关于生计韧性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经历了从理论框架整合到实证研究分析的过程，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生计韧性的研究框架与量化测度、生计韧性的影响因素和提升策略等，近年来，相关方向的研究对象逐渐向个体的生计韧性评价转移。国内生计韧性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中热度渐增，现有成果集中于定量研究，聚焦生态脆弱地区（高原、干旱区、海岛等）农户、搬迁移民或失地居民生计韧性的评价、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可以发现，当前成果主要探究自然环境变化下居民的生计韧性表现，而聚焦旅游发展影响的研究包含乡村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与生计模式变迁等内容，缺乏对遗产型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生计韧性的关注，亟待补充对世界遗产地典型空间单元的探索。因此，本研究选取世界遗产地平遥古城作为研究区，利用生计韧性理论与分析框架，探讨平遥古城社区居民的生计韧性表现，识别生计韧性影响因素，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机制，为社区居民生计韧性提升与古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平遥县域西北部，面积2.25平方千米，现居网格人口1.7万人，至今已有27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国汉民族中原地区古县城的典型代表。平遥古城内有5个社区，分别是壁景堡社区、海子街社区、贺兰桥社区、迎薰门社区和站马道社区，古城推行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按照地理布局、人口分布与街道等划分了40个基层网格（图1)。

　　1997年，平遥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旅游增进了平遥古城居民福祉，推动了古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为居民增加了收入和就业机会，然而旅游发展也引发了一系列矛盾：有限空间内，古城土地建筑资源争夺严重，遗产地内生活成本显著提升；外来文化快速入侵，挤占当地居民的生活生产资源；旅游开发使得古城建筑空间被大量改造，农田被征用，以上矛盾不同程度影响着居民的生计可持续发展。平遥古城作为遗产型旅游目的地，城内社区居民是古城内的重要构成主体，因此，探讨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背景下的生计韧性表现，挖掘居民生计韧性影响因素，对提升居民生计韧性、助推古城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当前遗产旅游地亟待关注的重要问题。

　　生计韧性强调人与社会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是自身的内在属性，表现为人的生计系统吸收化解内外部变化和干扰后，能够通过自我调整、学习适应、推进转型，以维持生计系统健康运转并获得更优发展的能力。关于生计韧性评价体系，最为典型的是Speranza等提出的由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构成的分析框架，在研究进程中这一分析框架已基本构建完整，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与认同。这一框架在研究中更具包容度，可以结合研究对象实际特征选取特定指标，适用于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领域，因此，本研究基于该分析框架，根据平遥古城居民实际情况选取具体指标 (表1)。

　　本文所需数据主要来源于访谈与问卷调查。为了确保调研数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调研组在平遥古城海子街、迎薰门、站马道、贺兰桥、壁景堡5个社区的40个网格进行调研。其中，2021年9月11-12日为第1次预调研，笔者与当地居委会建立联系并对15户当地居民进行了半结构访谈，对平遥古城的整体概况、发展历史等建立起了初步的认识，为下文提炼居民生计韧性空间分异影响因素提供了相关信息。通过此次调研，笔者得知，平遥古城目前仍处于初级商业阶段，古城内80%的商户为本地人，因此，调研对象主要针对常住居民；2021年10月9-11日进行了第2次调研，利用平遥古城1∶500矢量行政规划图和Google遥感影像图，对古城内的道路、节点等进行实地考察和标注，且在当地社区负责人的介绍下分别对平遥古城内4条大街上的30家有代表性的商户以及居民进行访谈，初步获取了古城居民生计活动的基本信息；2021年10月23-25日进行了第3次深入调研并发放问卷，由于古城内现住居民1.7万人，难以获取每位居民的生计信息，且相同区位的居民生计具有同质性，故进行取样调查，结合古城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在不同时间段对40位网格长分别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每位网格长的访谈时间为1小时到1.5小时，主要获取各网格居民的总体生计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挑选3至5户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内容涵盖有：（1）居民的基本情况，包括在古城的居住时间、年龄、职业等；（2）缓冲能力，包括家庭劳动力、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房屋资本、人均年收入、家庭存款充裕度、家庭机动车拥有情况、生计多样性和金融支持度等；（3）自组织能力，包括社会网络、邻里信任度、交通便利性、社区参与程度、古城资源依赖性、政策知晓度和古城资源保护意识等；（4）学习能力，包括户主受教育程度、有效反馈机制、信息获取能力、技术培训机会和非农工作经验等。问卷题项在考虑研究区特色与生计韧性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前期调研信息与专家意见，并借鉴已有文献设计，且通过了信效度检验。调研期间，总共发放问卷210份，回收有效问卷198份，有效率94.3%，问卷按照“社区网格号-访谈顺序”规则进行编码。由表2可知，受访居民男女比例相当，年龄分布以61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主，居住时间多为20年以上，受访居民初中学历占比最高，超过半数受访家庭人均年收入在1万到5万元之间，有接近一半的受访居民从事旅游相关工作，样本结构特征与平遥古城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情况相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根据访谈记录和古城发展情况，结合城内产业发展、经济环境、居民的主要谋生方式与收入来源占比，将古城居民生计类型划分成务工主导型、旅游主营型、工资经营型、补助依赖型和兼业混合型5个类型。

　　本文主要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在调研过程中，采用半结构访谈法对关键人物进行访谈，并就平遥古城基本情况、发展历史、古城街巷演变、产业发展情况和人口构成等整理成文字资料。问卷调查主要以生计韧性分析框架为参照，同时考虑平遥古城的社会现状、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居民生计方式等方面，设置包含家庭基本情况、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题项内容，以网格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居民信息。

　　熵值法是一种表现较为客观的指标赋权法，有助于消除人为主观因素。本研究利用熵值法确定平遥古城居民生计韧性指标所占权重，并利用综合指数法进一步计算平遥古城不同生计类型居民的生计韧性得分。由于方法成熟，本文不作赘述，具体方法参考陈明星等研究。

　　障碍度模型可以用来明确阻碍居民生计韧性提升的内部指标因子。计算公式如下：

　　式(1)中，Oij为不同生计类型居民各单项指标对生计韧性的障碍度，Rij为相对应的权重，Aij=(1-xij)，其中，xij为各项指标标准值。

　　利用熵值法和综合指数法定量计算五大类型居民的生计韧性指数。结果显示，不同生计类型居民的生计韧性表现有所不同，生计韧性水平表现由高到低分别是旅游主营型(0.43)兼业混合型 (0.40)工资经营型(0.24)务工主导型(0.23)补助依赖型(0.11)。为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居民生计韧性三维度的水平差异，下文主要对居民生计韧性各维度的表现进行具体分析。

　　不同生计类型居民的缓冲能力表现有所不同。缓冲能力大小排序依次为兼业混合型(0.18)、旅游主营型(0.14)、工资经营型(0.10)、务工主导型(0.09)和补助依赖型(0.07)。从问卷结果来看，在金融支持度方面，大多数居民的情况并无显著差异，但生计多样性和人均年收入等重要指标差距较大。家庭劳动力的结构特征，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缓冲能力的表现。补助依赖型居民多为年长多病的老人，无法承受高强度的劳动，直接影响了其通过劳动获取生活收入的能力，家庭存款及生计多样性等水平也会受到制约，故其缓冲能力远远落后于其他生计类型的居民。在人均年收入和家庭存款充裕度方面，旅游主营型和兼业混合型居民的缓冲能力均表现较好，从问卷结果得知，兼业混合型和旅游主营型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分别是4.0万元和4.2万元，属于较高水平；务工主导型、工资经营型和补助依赖型居民人均年收入分别是2.1万元、2.9万元和1.2万元，收入差距较为明显。

　　在自组织能力维度，旅游主营型(0.14)得分最高，其后依次是兼业混合型(0.11)、工资经营型(0.07)、务工主导型(0.06)和补助依赖型(0.03)。自组织能力维度占据较高权重的指标分别为政策知晓度、古城资源依赖性、古城资源保护意识和交通便利性。从问卷结果来看，“古城资源保护意识”和“古城资源依赖性”指标在对应题项上，选择“不赞同”与“极不赞同”的居民占比分别为49.5%和 36.4%，由此可见，古城居民在遗产保护意识上亟待提高。从“交通便利性”指标表现来看，47.0%的受访者在“交通便利性”题项中选择了“不赞同”与“极不赞同”，意味着将近半数的居民反映古城通行较不便利。而“政策知晓度”中近96%的居民反映对古城相关保护政策不熟悉，侧面反映了社区在宣传相关政策导向上的缺位，同时也透露出当前古城未落实好对居民的政策优惠工作。补助依赖型居民由于其生计来源基本依靠国家补助及家庭成员的接济和赡养，无法充分适应外界的环境变化，因此自组织能力表现最低。

　　在学习能力维度，指数值由高到低的居民生计类型分别是旅游主营型(0.15)、兼业混合型(0.11)、务工主导型(0.08)、工资经营型(0.07)和补助依赖型(0.01)。生计韧性中的学习要源于个体通过获取外界交往信息，实现学习再创新的能力。一般来讲，非农工作经验越高，非农收入占比越大，收入多样性的可能性越高，在生计多样方面拥有较高的选择权，学习能力表现也较好。补助依赖型居民多为年迈的老人，自身的劳动力受限，与外界社会的接触较少，因此在学习能力上表现出极低水平。平遥古城作为旅游目的地，从事旅游的居民受到自身服务行业要求与性质的影响，学习能力普遍较高，与外界的交往能力普遍较强，因此旅游主营型居民表现的学习能力处于最高水平。兼业混合型居民生计来源发展均衡，学习能力有交叉和累积影响，表现较好。工资经营型居民主要通过退休工资、租赁房屋或者个体经营等来获得收入，表现出中等水平的学习能力。

　　总体而言，古城内居民依靠自身的力量，受到区位优势与行业差异的影响，抓住或得到了不同的社会资源、生计资本存量、生计行为选择和自我管理能力，导致了城内不同类型居民生计韧性及所属三维度的差异。

　　结合古城的网格化空间分布，对获取到的各网格居民生计韧性水平进行整理与测算，借助ArcGIS软件建立平遥古城不同社区不同网格居民的生计韧性与空间对应数据库。利用自然断点法，将不同网格居民的生计韧性水平进行分级处理，分为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4类（图2）。

　　由图2可知，以东大街-南大街构成的古城东南部区域形成了古城社区居民生计韧性高水平的集聚区，基本分布于贺兰桥社区和迎薰门社区。生计韧性是由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构成的综合评价指数，集中于古城内主要商业街道的居民在生计资本积累、社会关系建构、信息获取与学习等方面表现出区位优势。海子街社区A6、A7网格，壁景堡社区B1网格，站马道社区Z2、Z3网格，贺兰桥社区H1网格和迎薰门社区Y6、Y8网格居民的生计韧性表现为中高水平。低水平生计韧性网格散落分布在古城边缘，如海子街社区A1、A2网格，壁景堡社区B4、B7网格，站马道社区Z6、Z8网格和迎薰门社区Y7网格。

　　为进一步了解生计韧性三维度的具体表现，下面对不同社区网格居民的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的空间分布情况进行分析。

　　从平遥古城居民缓冲能力的空间分布图可以看出（图3），以东大街-西大街为界，南城社区居民的缓冲能力整体表现优于北城，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尤其是迎薰门社区和贺兰桥社区整体缓冲能力表现较优，中高水平及以上的网格数量较多，其中，迎薰门社区Y2网格和Y5网格、贺兰桥社区H2、H5和H6网格缓冲能力均表现为高水平。站马道社区Z3网格、海子街社区A2、A5网格同样处于缓冲能力高水平。整体来看，中高水平及以上缓冲能力网格基本沿东大街-南大街-城隍庙街等主要街巷周边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性和主要商业街道辐射性。

　　从自组织能力的空间表现来看（图4），北大街-南大街-城隍庙街附近网格居民的自组织能力较高。自组织能力是由社会网络、邻里信任度、交通便利性、社区参与程度、古城资源依赖性等指标构成，北大街、南大街和城隍庙街等主要旅游街区附近网格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程度较高，因此对古城资源的依赖性和保护意识也较高。同时，以上自组织能力较高的网格，大多处于城门或者主要旅游街道附近，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交通便利，社会交往程度高。根据访谈记录，迎薰门社区和贺兰桥社区由于旅游资源点较为集中，是多数游客的主要集聚地，受益于旅游流影响，上述社区的多数网格居民自组织能力较好，同时，壁景堡社区B1和B9网格由于靠近北城门和北大街，居民自组织能力表现也较好。海子街社区和壁景堡社区除靠近北大街的网格以外，多数网格居民的自组织能力表现较差。

　　从各社区网格学习能力空间分布图可知（图5），迎薰门社区和贺兰桥社区的学习能力高水平网格数量较多，分别有3个和5个。古城旅游景点多集中于南大街与城隍庙街，尤以迎薰门社区和贺兰桥社区的旅游人流最多，因此，集中于此的居民多从事旅游及其相关零售行业，从事商业的居民在信息获取、技术培训、非农工作经验等方面均有不错的表现，因此其所在网格的学习能力普遍较高。壁景堡社区8个网格中，B7网格学习能力处于低水平，B9网格处于高水平，其余网格处于中低水平。海子街社区除紧邻北大街的A5网格处于高水平外，其余网格的学习能力较低，同时，海子街社区A1网格，地处古城西北角城墙，位置较为偏僻，多为年老的居民在此居住，几乎丧失了与外界交往和信息获取利用的能力，因此学习能力表现为低水平。站马道社区Z2网格表现为学习能力高水平，其余网格居民的学习能力呈现从社区北部向南部城墙边缘递减的分布规律。

　　采用障碍度模型公式计算不同类型居民生计韧性各指标的障碍度得分，选取排名前5的指标，即为影响不同类型居民生计韧性水平的主要因素。

　　务工主导型居民生计韧性排名前5的影响因素分别是社会网络(19.84%)、非农工作经验(13.72%)、邻里信任度(8.58%)、户主受教育程度(6.68%)和家庭存款充裕度(5.90%)，五大因子的障碍度表现总和为54.72%，对居民的生计韧性有主导影响作用。务工主导型居民如果在社会网络方面得分较高，相应地在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源方面的能力也会较强，有助于获取工作、市场变化等信息，进而保障生计来源和收入。非农工作经验越高，意味着家庭中非农工作人数越多，能够更快适应当今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快找到工作以获取收入，提高生计韧性。平遥古城居民的邻里信任度也是阻碍务工主导型居民生计韧性提升的主要因素，融洽的邻里关系在处理日常事务等方面能够获得一定的帮助。户主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务工主导型居民生计韧性提升的又一重要因素，学历越高，越能胜任多数工作；同时，学历较高的户主在家庭子女接受教育方面拥有开明的态度，能够持续投资教育，实现未来家庭劳动力的知识投资，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生计韧性的可持续增长。家庭存款充裕度可以帮助弥补家庭生活开支，由于受到平遥古城旅游发展淡旺季及旅游市场回暖疲软的影响，部分务工主导型居民的工资收入与来源较不稳定，因此，拥有家庭存款越多，居民的缓冲能力越高，越有助于提升在吸收扰动时恢复生计的能力。

　　旅游主营型居民生计韧性障碍度因素排名前5的分别是家庭存款充裕度(11.24%)、交通便利性(8.71%)、古城资源依赖性(6.74%)、信息获取能力 (6.01%)和技术培训机会(5.64%)，五大因子的障碍度表现总和为38.34%。旅游主营型居民以旅游为主要收入来源，在开展旅游活动过程中需要有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因此，家庭存款可用以支付从事旅游行业的房屋租金、经营所需相关费用等。交通便利性体现出旅游发展的区位影响，交通越便利，越能吸引游客，更好地享受区位优势带来的旅游效益。相比于务工或其他生计活动，旅游经营活动要求经营者具备一定的旅游市场预测分析能力、管理能力和决策能力。居民自身的信息获取能力越高，对市场的敏感度越高，越有利于在旅游经营中及时调整，降低经营风险，增加收入。技术培训次数越多，越有利于帮助居民在旅游经营过程中避免一些重大经营失误，提高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游客的满意度，促进旅游业发展，提升旅游收入，进而提高居民的生计韧性。

　　兼业混合型居民障碍度因素排名前5的分别是生计多样性(11.84%)、非农工作经验(8.53%)、户主受教育程度(6.79%)、家庭劳动力(6.15%)和社会网络(6.06%)，五大因子的障碍度表现总和为39.37%。兼业混合型居民的生计来源往往是两种及以上，因此是否能够维持生计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对于兼业混合型居民生计韧性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居民家庭面临失业风险导致家庭收入突然锐减方面具有较强的缓冲能力。非农工作经验也占据较高的障碍度表现，为8.53%，对于兼业混合型居民来说，从事非农工作的家庭人数越多，意味着在社会中获取到工作机会的可能性越高，越有利于家庭的生计收入与生计韧性提升。户主受教育程度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家庭生计及家庭成员生计的选择，通常来讲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未来家庭内子女受到较为系统的教育机会也越高，越有利于在社会中获取工作机会，进而提升居民家庭的生计韧性。家庭劳动力得分越高，意味着能够获得生计的途径增加，进而提升生计韧性。社会网络得分对于兼业混合型居民来说，有着较高的影响，社会网络得分越高，意味着在社会中能够获得帮助的亲朋好友越多，在家庭受到困难之后，获取帮助的途径越多，越有助于抵御生计风险。

　　工资经营型居民前5位障碍因子分别是信息获取能力(19.07%)、非农工作经验(14.25%)、户主受教育程度(6.92%)、家庭存款充裕度(6.58%)和邻里信任度(5.72%)，五大因子的障碍度表现总和为52.54%。工资经营型居民的生计来源是较稳定的工资收入或经营类收入，能否获得稳定的收入与信息获取能力的高低有着紧密联系。非农工作经验越高，意味着家庭从事非农工作的人越多，在社会网络、与外界交流与关系等方面具有优势，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与援助。户主受教育程度是体现家庭整体素质的缩影，户主受教育程度低，一方面在生计策略和选择上存在局限，学习新知识的机会较少，缺乏谋生技能，长时间影响下在家庭的生计资本积累方面不占据优势，另一方面容易导致家庭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无法更好地创造获取信息知识的机会，从而影响生计韧性的提升。家庭存款充裕度有助于抵御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突发生计威胁，可以帮助解决日常开销等生活需要。邻里信任度可以促进居民邻里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帮助，同时，对于经营型居民来说，商铺邻里间的关系越融洽，越有助于信息的交换与良性竞争，一定程度保障生活收入来源的稳定。

　　补助依赖型居民的生计韧性障碍度因子前5位分别是家庭成员健康状况(20.92%)、邻里信任度(17.08%)、房屋资本(15.97%)、交通便利性(11.76%)和家庭存款充裕度(8.54%)，五大因子的障碍度表现总和为74.27%。补助依赖型居民多依靠政府补助或家庭成员的补贴维持生活。这类型居民多是孤寡老人，因此家庭内较大的开销就是医疗费用，如果家庭成员身体健康，那生活负担和花销压力就少一些，生计韧性也会提高。邻里信任度排在第二位，该类型居民在平遥古城内居住时间均超过20年，对古城富有感情，但是由于城内生活与交通不便等因素，许多古城居民搬到城外，邻里间接触和交往较以前变少了，慢慢解构着居民原本熟人社会中的关系网络，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生计满意度和生计韧性。房屋资本是位于第三位的障碍因子，古城居民的房屋多是自有，因此对于多数居民来说，拥有一定面积且质量较好的住房，对于生计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调研期间，发现古城部分居民的房屋存在屋顶漏水、部分院墙坍塌的情况，因此，安全的住房环境和房屋质量有利于提升补助依赖型居民的生计韧性。交通便利性体现在这类型居民的身体较不便，古城旅游发展涌入大量游客，影响其生活与出行，良好的交通便利性有助于提高其生计韧性。家庭存款充裕度也是该类型居民建设生计韧性的重要因素，家庭存款可以帮助该类型居民在未及时收到补助情况下维持日常开销。

　　由于网格生计韧性数据在变量个体上会有重复，因此，以样本点为分析单位，探究古城居民生计韧性表现的空间分布规律，并结合前期访谈信息，挖掘影响居民生计韧性空间分异的因素。将198个调研样本点展现在地图中，并利用自然断点法将样本生计韧性分为4个类别，分别是高水平、中高水平、中低水平和低水平（图6）。

　　平遥古城居民生计韧性的空间分异成因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对访谈信息进行整理与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有古城发展与演变、旅游空间结构分异、古城保护政策外部性与居民的理性行为等因素。

　　自明初，平遥古城的街巷格局就已基本形成。在古城历史变迁与街巷沿革的影响下，“干”字形主要商业街以及辐射的周边街巷附近居民，在生计资本积累、社会关系网络、商业经营意识与资源存量等方面普遍优于古城其他街区。在旅游引入后，城内主要商业街道附近的居民凭借生计资本历史积累，受益于区位优势，极大地改变了经济条件，共同作用于生计韧性表现，获得了较高的生计韧性得分。古城北部（东-西大街以北）居民的生计资本积累较弱，在经历计划经济时代后，遗留有部分老厂房、办公楼等工业建筑，形成闲置的空闲用地，旅游开发后，该区域商业业态分布较为松散，对游客的吸引力较低，同时旅游资源分布密度低，受到旅游经济提升生计水平的影响有限，加剧了与古城南城居民的生计差异。从调研获取的198个样本的空间分布与水平表现来看，生计韧性呈现以主要旅游商业街为轴线辐射的高水平集聚区和古城边缘低值区散布的格局。

　　旅游空间结构作为旅游系统的空间表达，是指旅游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相互作用形成的集聚程度或状态，体现了旅游活动的空间属性和相互关系。平遥古城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节点-通道-域面”的旅游空间结构差异：节点（旅游吸引物和旅游服务设施等）、通道（旅游交通网络、出入口通道、旅游流等）和域面（旅游活动场所等）。首先，古城内主要旅游景点和旅游服务设施构成了旅游节点，从城内主要旅游景点空间分布来看，南大街分布有7个、西大街6个、东大街4个，其余分布在城隍庙街、政府街和书院街，极大地带动了周边居民参与旅游商贸、工商零售等业态，影响居民生计选择与行为，由图6可知，主要旅游景点周边居民的生计韧性水平普遍较高。其次，平遥古城居民生计韧性在古城入口及主要商业街道附近形成了较为明显的高值集聚格局。具体来看，古城南门外建有广场，西门外设有“又见平遥”剧场，南门、北门和西门均设有旅游车站，交通便利。古城南门即“迎薰门”，自古以来就是古城正门，多数游客会选择从南门进入古城，同时，古城东、西、南、北大街作为城内主要旅游通道，旅游流集聚效应较强，居民参与旅游程度高，受到旅游区位优势影响，在自身资本与社会资源积累方面占据优势，表现为生计韧性高水平集聚格局。最后，由于南城旅游节点的密集，其影响和辐射的地域范围构成了古城内主要的旅游活动区域，加之旅游节点与旅游通道要素的相互作用，呈现出较好的旅游功能，吸引旅游流，影响周边居民的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形成发展优势，表现出生计韧性的高值集聚状态。综上，旅游节点、旅游通道和旅游域面构成的“点-线-面”旅游空间结构三要素，由于其相互的作用强度和空间效应的不同导致居民的生计韧性表现存在差异，成为影响居民生计韧性空间分异表现的根本原因。

　　古城保护与发展政策所产生的外部性是居民生计韧性差异产生的诱因。为了实现古城可持续发展，平遥古城针对遗产、民居、建筑、街道等实行了较为细致的保护政策，由于政策的强制性，部分居民被迫牺牲了旅游、商贸等商业发展权利，但未得到相应补偿，与在保护政策发布之前通过房屋改造、改建等获得了旅游发展红利的居民对比，形成了明显的生计分异表现。古城内划片设置了步行道，影响居民的日常通行便利，对其正常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困扰，影响自组织能力的提升；加之古城在传统民居修缮维护政策的实施力度与落实效果方面存在差异，不少居民房屋居住情况堪忧，影响自身生活质量和生计状况。综上，古城政策与居民生计韧性表现紧密联系，部分政策由于落实不到位、管理疏漏等问题所产生的外部性制约了居民的发展权利，是影响居民生计韧性提升的潜在诱因。

　　居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始终追求个人利益与效用最大化。古城居民出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根本目标，会依托古城资源，借助区位优势、便捷的交通条件和旅游资源等选择最有利的生计策略，这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紧密相关。居民基于自身拥有的资源与资本，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选择生计策略，相应的生计收入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影响居民的缓冲能力表现。生计策略的选择一定程度影响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得益于古城旅游发展，对旅游资源的依赖性与保护意识增强，共同作用于自组织能力表现。学习能力强调居民通过自身调整学习，有助于获得更优生计水平，在生计韧性水平提升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居民自身由于发展意识带来的理性生计选择行为是导致古城内居民生计韧性空间分异的内在动因。

　　综上所述，平遥古城居民生计韧性空间分异的影响机制可总结为：古城街巷演变、群体集聚差异形成了居民生计韧性分异表现的历史原因；旅游空间结构通过旅游节点、旅游通道和旅游域面三要素的空间分异表现，成为居民生计韧性空间分布差异的根本原因；古城相关发展和保护政策所产生的外部性，在作用于城内社会经济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同时，影响居民的发展权利和生计选择，是居民生计韧性空间分异的诱因；居民以生计需求为起点，追求个人生计利益最大化，由此产生的生计选择等行为形成居民生计韧性差异的内在动因。这些驱动力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古城居民生计韧性的群体和空间差异（图7）。

　　本文借鉴生计韧性理论，测度平遥古城居民的生计韧性水平，梳理居民生计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居民的生计韧性及三维度表现不尽相同，其中，旅游主营型和兼业混合型居民受益于生计方式选择，生计韧性表现较好；平遥古城居民生计韧性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表现，具体来讲，以“东大街-西大街”为界，南城生计韧性及三维度的表现总体来说优于北城，其中，贺兰桥社区和迎薰门社区表现最好；不同类型居民的生计韧性障碍度因子表现各异，在提升生计韧性途径选择上应有所侧重；古城居民生计韧性空间分异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包括古城发展演变、群体集聚差异形成的历史原因，古城旅游空间结构分异造成的根本原因，古城发展保护政策外部性的潜在诱因以及居民生计选择的内在动因。

　　在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情境下，遗产地社区居民的生计表现成为当下亟须关注的问题。本文聚焦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目标下“以人为核心”的理念，采用GIS技术对平遥古城居民生计韧性进行空间定量化分析，能够较全面直观地反映古城内居民生计状况，有望在研究方法与文章思路方面应用于其他遗产旅游地居民的生计研究，为旅游语境下遗产地社区居民生计韧性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平遥古城作为世界遗产地，具有其他遗产地的共性，即旅游语境下与原住居民“人地冲突”的发展问题，而“生计”问题关注“人”的发展，对于这一问题导向，有助于本研究结论在其他遗产地的移植，然而不同遗产地自身发展阶段、历史背景与所处环境各异，本文结论的可推广性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对比研究。

　　居民生计发展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由于数据获取问题，本研究局限于同一时间截面下的生计韧性评估，较难把握生计演变特征，未来有必要综合历史调查访谈数据，补充具有时间延续性的生计研究，开展古城居民生计韧性动态演化分析，并为古城居民的生计策略选择提供科学参考。在指标体系方面，本文构建的平遥古城居民生计韧性分析框架及其具体指标的选取，是基于已有文献与充分调研基础上的综合考量结果，未来随着古城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居民生计环境的变化，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与改进。

　　为提升平遥古城居民生计韧性，可从以下方面考虑：（1）提升古城经济发展活力，提高旅游产业发展质量；丰富旅游业态，增强古城内旅游节点、旅游通道和旅游域面的作用强度和空间效应，吸引居民参与到旅游中来，提高居民生计水平。（2）加强古城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保护古城整体风貌和历史格局，建立完善的遗产管理体系，优化人居环境，建立动态的遗产监测机制，消减破坏遗产带来的风险隐患。（3）提高古城管理水平。保障居民生活与公共空间，扩大就业机会，增强对居民的生计保障，落实相关措施。（4）加强居民生计转型与调整能力。打破原有生计依赖，实现生计转型，加强居民生计多样性，优化居民的生计组成。

　　作者：刘嘉乐，山西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马慧强，山西财经大学副教授；席建超，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李哲，山西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李薇，山西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