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行那会儿，总是重写作而轻采访，觉得后者不过找人聊天，说啥写啥就是。很快，我就得到教训，要不写上一堆无用的话，要不丢三落四，问了芝麻，忘了西瓜。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电话——嘿嘿，又是我。

　　后来，有前辈告诫：七分采，三分写。我真正意识到这是金玉良言，已是多年之后。采访不足的苦头，像走在抹了桐油的缓坡，知道要去哪，却就是走不到。

　　最好的采访代言人，我首推蒲松龄。整部《聊斋》，就是用茶水换来的。为了搜集素材，他在路边摆茶摊，凡有故事奇闻者，皆免费赠饮，整个就是“我有酒，你有故事吗”的古代版，而且一坐就是二十多年。

　　两百多年后，这些“采访”来的故事，滋润了山东同乡莫言，后者摘得诺奖，在演讲中致敬：“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蒲松龄）的传人。”

　　似乎扯远了，不过值得。采访之义，在文内，也在文外。每一次与陌生人对坐，认知的边界又拓了一程，获得的，是信息，是故事，更是一个个独自闪光的人生坐标。

　　采访不易，尤其是作者，如何让一个素未平生的人尽诉心中事，不仅仅靠嘴皮子功夫。一个原则要时刻在线——换位思考。

　　没有人有义务接受你的采访（公职人员对媒体除外）。换位思考，无非想人所想：大家都不闲着，花时间和你聊，图啥呢？

　　所以，在约访前，我们要回答好一个问题：他接受我采访，有什么好处？想明白了，才能和人家聊到一块去。

　　例如，可从舆情入手，如果对方是鸵鸟心态，就要尽力让他明白沉默的代价。其次，可以强调你供职平台的影响力，如江湖地位、读者数量、业界口碑等，有什么大人物接受过采访，引发什么效应等。你还可以分享掌握的信息优势，不管是外围的还是对立面的，都可能激发对方的倾诉欲。

　　如果以上优势你都不具备，只是自由作者，手里也没个大号压阵，那剩下的只有真诚了。当然，真诚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也不是道德高地，但可能是一把对的钥匙。

　　不过，遇到真正难啃的骨头，这些沟通常常会失效。原因很多，但无非是压力过大，顾虑过多，动力不足。

　　相当于再搭一座桥，找于此事无利害关系，又得采访对象信任的人做说客。但前提是，你也能找准中间人的诉求——他为什么要帮你？

　　2011年，我采访特稿《伊力亚的归途》，写一群新疆流浪儿童的回归。前期很不顺利，无论家长还是孩子，对我都极不信任。

　　后来我找到一个慈善组织，他们为当地孩子提供再教育和再就业机会，深得家长信赖，而作为援疆项目的一环，他们对媒体又有宣传诉求。于是，新的需求链条建立了，他们出面后，一切水到渠成。

　　如果对方态度实在强硬，可以先放一放，找他身边的人，朋友、邻居、同事、对手……和选题有关无关的都行，目的只有一个：建立信息优势。

　　不要怕被拒绝，和对方保持沟通。通过短信或微信，不过度骚扰地持续表达诚意。

　　当信息优势初现，你就可以向对方同步进度了，分别找了谁，聊了什么，不是威胁，只是传递一个信号：我对此事相当坚持，而且我正在接近真相。

　　当你掌握得足够多，大多能激发对方的辩护欲。就像一张拼图，除了核心区域，你都快拼完了，对方自然希望抓住最后几块。

　　采访的目的是信息交换，过程却充满博弈。有人把它理解为目的至上，纵容了手段，从而成了职业伦理问题的滋生地。我更愿意将这种“博弈”理解为进退的艺术，近人情，讲道理。

　　2010年夏，体操运动员董芳霄因涉嫌年龄造假，被国际奥委会收回了悉尼奥运奖牌，并取消大部分国际大赛成绩。体育总局事后回应，这是运动员的“个人行为”。

　　这是个悲剧，也是个好故事。背后的问题和深思，要用充分的细节来“其义自见”。

　　我想找董芳霄，但她已经在新西兰了，教少儿体操为生。我又辗转找到她的母亲李文阁。起初李明确拒绝，却不放电话。气氛变得很奇怪，那头每一声“挂了吧”，总跟着一个问题。我就像闯入了一座孤城，白头守卫一边关城门，一边关心外面的世界。

　　可见，她当时是多矛盾，既愤愤不平，又担心某些压力。我判断她是想说话的，但窗口期不会太长。我说，这个锅太大，孩子一背可就一辈子了；《南方周末》做过几例退役运动员的报道，影响很大。

　　李沉默了。我提前找过不少外围人士，有体育圈的，也有跑线记者，掌握了一些情况。董芳霄退役后日子挺难，月薪千把块，伤病不说，运气还不好。早前地方队领导说过要帮她安排个出路，后来遭了车祸，人没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这些往事，估计是聊到李文阁心里了。名誉和出路，是她对女儿最大的担忧。我给她摆了各方舆论反应，建议还是说说话，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总比不说好。其次，有关注比遗忘好，是是非非，终有论断。

　　我没有看到李的反应。最终，她在电线个小时，也绕着弯回答了我所有问题。这种微妙的平衡，一直持续到采访结束。

　　采访常以问答进行，但也不尽然。能问出来的固然好，无奈生活也是“当局者迷”，好比让你形容下你现在的表情，大多数人是说不好的。因而，在对话式采访之外，还有观察式采访。

　　细节是故事的基石。采访对象所不能言、未尽言处，都需要作者更主动的介入，捕捉场景、细节、表情乃至决定性瞬间。

　　观察式采访需要与采访对象共处，观察记录对方最真实自然的一面。就像电影里的空镜和近镜，常能无声胜有声。

　　只有在对方的舒适区，他才感到安全，才放松和舒展。例如家中、学校、公司、常去的酒吧、健身房、菜市场或陪孩子去的街角公园。不要约陌生的餐馆、咖啡厅、商场等地方。

　　观察式采访，发问倒成了乱入，不要打破这种平衡。如果时间充裕，找个借口，装作要用电脑，请对方该忙啥忙啥。一些他也未曾留意的细节就如涓涓细流，淌进你的记录本里。

　　太相信即时回忆，会漏掉很多宝贝，它们通常躺在时光深处，如旧物、故地和老照片。翻相册是很好的拾遗途径，一是代表双方信任已建立，其次也是很好的故事索引。

　　影像浮现，记忆的小径缓缓铺开，看着走着，直观、系统、真情流露，真是绝好的人生博物馆。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马尔克斯的话——“没有比记者更好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