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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8月，在陈立夫掌握下的军统局第二处升格为军统局，维持原名“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不变。

　　局长授中将衔，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兼任，以后分别有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钱大钧担任过局长一职，但他们都知道其中挂名的实际含义，一贯以戴笠为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实际掌握军统局全权。

　　所以在军统内部，上下人等从来只知道戴笠是他们的最高负责人，习惯上称之为“戴老板”。

　　军统局内设秘书主任一人为幕僚长，先为郑介民，1939年10月郑调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该职由毛人凤代理。

　　秘书室：主任秘书张严佛，下设文书科、译电科、编制科、总务科；督察室：主任傅胜兰；会计室：主任徐人骥；技术室：主任余乐醒；第一处：处长杨继荣，下设人事科、交通科、训练科、警务科；第二处：处长何芝园，下设军事科、政治科、国际科；第三处：处长刘培初，下设行动反间科、司法科、特务队；第四处：处长魏大铭，下设业务科、工务科、侦收科；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先后由刘启瑞、余乐醒、谢力公担任。

　　担任过各处处长的还有何芝园、魏大铭、赵世端、徐业道、王新衡、阮清源、郑修元、郭斌等人，主任有郭寿华、乔家才等。

　　南京区约一百二十人；上海区一百一十人；川康区（重庆）八十人；浙江站（杭州）七十人；江西站（南昌）九十人；安徽站（安庆）一百二十人；港粤区（香港）七十人；西北区（西安）九十人；平绥区（北京）六十人；天津区五十人；武汉区一百人；福建站（福州）六十人；广东站八十人；贵州站五十人；湖北站（武昌）一百人；湖南站（长沙）七十人；济南站八十人；青岛站七十人；山西站（太原）八十人；甘肃站（兰州）六十人。共计约一千六百一十人左右。

　　戴笠的特务组织从力行社特务处扩充为军统局，是他特务事业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由此不仅完成了组织的公开化、合法化，势力大为膨胀，而且他们的活动对中国政治与社会造成的影响因此更加重要和显著。

　　武汉失守后，军统局由长沙迁往重庆，局本部先后设在中山二路罗家湾原重庆市警察局警士教练所及枣子岚垭、漱庐等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办公住宿区，并将歌乐山原四川军阀白驹的公馆“香山别墅”改建为军统局第一看守所。

　　1940年又在磁器口缫丝场增建了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和一处集中营，戴笠还在附近修建了他的别墅。

　　第一处：军事情报处，下设军事情报科、军运科、策反科、国际科、训练科、谍参科（专管各部队谍报参谋工作）；第二处：党政情报处，下设党政科、侦防科、航侦科、中共科；第三处：行动处，下设行动科、警稽科等；第四处：电讯处，下设通讯科、机务科、工务科、考核科；第五处：司法处，下设审讯科、狱管科；第六处：人事处，下设人事行政科、考铨科、福利科、卡片室；第七处：经理处，下设综计科、审计科、预算科、财务科；第八处：总务处，下设庶务科、管理科、交通科，并领导汽车大队、电话队、农场、官兵消费合作社。

　　1942年为适应工作需要，又将第一处训练科改扩为训练处，第三处警稽科改扩为警务处。其内部的处级机构先后还曾设有特种技术研究室（研究军事行动及毒药制造等）、经济研究室、惩戒委员会、考核委员会、汪伪军策反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等组织。

　　军统局外勤单位发展为三十多个区站，三百多个工作组（队）及多个直属工作组。所辖在编人员从抗战前的三千至四千人急速扩增为七千余人，1939年后军统局的势力更伸向国外东南亚地区，在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马来亚等国建立了组织。

　　1942年后到抗战胜利前，军统局人员发展到五万余人，另有特务武装部队近二十万，戴笠的特务势力一时发展到了顶峰。

　　军统局开张后，戴笠为新组织规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敌军情报，坚持敌后游击，揭露汉奸及“分歧分子”，检举奸商与走私，监督战时交通运输。

　　当时在敌后，军统局除在沪、平、津三地设区站外，其余各地组织均改为组。每组三到五人，配给电台，设有爆炸队及游击小组或铁道破坏队。

　　以小组为单位刺探军情，并与各战区当地军事长官密切联络，做好电台掩护工作，以保证电讯畅通。到1943年，军统局共发展有709个单位、569座电台。

　　军统局成立后，戴笠首先大力抓了为扩充队伍而培训人员的工作。1937年9月，开设湖南临澧“军委会特训班”，成为戴笠组建军统局基层干部人员的先期来源。

　　这一“特训班”，对外用“中央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名义公开招生，因为戴笠当时兼任了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了争夺国家警察领导权，他于此为今后埋下伏笔。1938年3月，该班正式更改名称为军统局“临澧特别训练班”（简称“临训班”），并扩至黔阳、息烽、兰州、建瓯、重庆、北平举办，到抗战胜利共办了七期。

　　班内以戴笠为主任，余乐醒、乔家才等为副主任，由军事专家吴玉良负责军训，后增设无线电培训班继续招生。戴笠规定班内“不许派外部人做内部事”以严格管理。这一训练班在军统局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特别的意义，它成为戴笠组建军统局基层干部人员的先期来源。

　　临澧特训班开学时，学员总数虽有一千一百多人，戴笠尚嫌不够，特别是女生比例太少，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便和好友胡宗南商量，强行把胡在长沙用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六十多名女生全部拨给他。

　　因为不便对外公开宣传招生，特务们想方设法，要求学生介绍学生，以增加人数，结果这个班中出现了夫妻同学，甚至母女同学的怪现象。临澧特训班总队部下设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女生中队。

　　值得一提的是临澧特训班开学时候都要集体。宣誓时，在大礼堂悬挂蒋介石的画像，桌上放一本《》和一支手枪，“誓词”是：

　　余誓以至诚，奉行，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1938年冬，在临训班第一期学生毕业之时，戴笠还请蒋介石发来了训词，内容为：

　　“临澧特种警察训练班戴主任笠：O密。本班第一期学生毕业，特电颁训词如下：特警工作为神圣革命事业之一，尤其现当抗战最严重期中，责任更为繁重。第一应有极高尚之道德，革命革心，必须先从本身做起，养成纯洁人格，乃足以执行其任务，而为社会所敬服；第二应有极勇敢之精神，明死生，履艰险，命令所在，虽赴汤蹈火皆锐利而前，毫无犹豫，以得牺牲报国为光荣，乃足以达成其任务而立伟大之事功。总之，心地必极光明，行动必极秘密，智仁勇三者具备，由此简练揣摩则成己成物，济世报国必可操胜券也已。望诸生共勉之。中正。冬。侍秘。湘。”

　　当时戴笠第二次来到临澧视察，他恭恭敬敬地把老蒋的训词抄录一遍，悬挂起来，认为这是蒋介石对他及军统局特务们工作的最大鼓励。

　　临澧训练班毕业的特务学生，虽只有一千人左右，但形成了军统局基层干部的班底，在后来的军统工作中起到了骨干力量的作用，其中许多人死心塌地为蒋介石卖命，在1949年逃往台湾的军统特务中，有不少就是其中的重要骨干分子。

　　1939年，军委会鉴于军中谍报工作不灵，责成军统开设“谍报人员训练班（参训班）”，由军令部第二厅督导，第一期由黔阳特警班参谋组改编，第二期则迁渝举办，从中央军校学生中选优参加，先后共办十期，培训了一千四百九十九人，毕业生都由军统局秘书主任兼第二厅（军令部）副厅长郑介民主持分配。

　　此外，军统还办有会计人员训练班、译电人员训练班及政工人员训练班，共培训了四千七百九十九人；还在四川巴县等地开办了特别训练班，在重庆开办了空军总部技术人员训练班、气象人员训练班、“技击”（行动）人员训练班，共毕业八百五十八人；在仰光开设海外人员“特别训练班”，在柳州开设越南抗日运动干训班，在重庆开设南洋工作人员训练班，共计毕业五百三十人。

　　到1943年，军统集各训练班于重庆磁器口，统一为“重庆特训班”，增设经济、特技、特警、管训、特情、外警与泰国人员训练班，计二十二个班次，培训了一千三百一十人。

　　此外，戴笠还派出专门的特务冒充学生去各学校工作，并在每学期终放假期间，组织他们回来训练一次，给他们看最新查获的左翼宣传品，教给新的名词和动态，并防止特务们“受赤化影响”。这种训练班，每期都有一百余人。他们回校后，形成了军统在学校与教育界的基层组织，且大多互不知底，有利于互相间的暗中配合与监督。

　　这种团体甚至也深入自己的核心单位，如军统在陆军大学的调查小组，组长邹陆夫，经常向蒋介石汇报陆大师生的言行，并在校内发展组织，介绍毕业生进入军统局工作；而在中央训练团，因其为蒋介石培训干部的基地，更加重要，从其成立起，戴笠便以警卫组的名义派人进入，并自兼组长，后来先后换为李家杰、张业，组员更多达三十余人。他们对于学员平时言行的报告，直接成为蒋介石安排每个学员出路的重要依据。

　　戴笠此人是很重视以他为首的这个团体的，视之为起家的本钱，因此，除实际的控制运用外，他还特别注意形式上的独立与团体精神的培养，不仅把他成立特务处的4月1日定为“四一节”，每年都要举行集会纪念和各种娱乐会餐活动，而且还为军统局谱写了“局歌”，在团体及政治活动时演唱。如军统每年的“四一大会”开会完毕时都要唱，并且在每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以及任何集会时都要唱它。原因就是戴笠很喜欢这首歌。

　　这首歌的诞生，是由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教官蒋镇南，从德国法西斯党徒那里学会他们的党歌后加以改编的。在一次临训班的班务会议上，他第一次提出这个“杰作”时，几乎使所有在场的教官和职员都笑出声来，他还是不顾一切，一边唱一边表演。

　　副主任余乐醒看到他那么认真，只好勉强答应他找几个懂音乐的人帮他去改一下。以后每次班务会上，蒋镇南都要把他修改过的这首歌唱给大家听一下。头几次还有人提点意见，以后大家有点讨厌他，为了免得再麻烦，便勉强说一声“可以了”。这样才让他去教学生唱。谁也没有料到一下给戴笠看中了，马上走运起来。

　　1938年秋天，戴笠第一次到临训班时，听到学生唱这首歌，立即叫将这首歌的歌词送给他看。歌词中有：“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他马上看中了。特别对其中的“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这两句，他更为满意，一念再念，认为写得很好，很符合他心目中对军统特务们的高调要求。因此，他便规定在每个集会上都要唱这首歌。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戴笠的军统局成立后，其系统内颇具特色的五大组织应运而生，形成了军统局对外业务的主体。

　　军统局特务总队是由开局前的特务队扩充改组而来的，经历了由便衣到统一着装、由秘密到正规化的过程。其后又使用过“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第二巡查总队”、“军委会特务第五团”等名称，先后曾由张业、王兆槐、杨清植、张辅邦、王春辉、周伟龙等任总队长与团长。这一组织，下辖三个武装大队和一个便衣中队，其中除一部分担任军统局机关和戴笠、宋子文公馆的警卫外，大部分是担任军统监狱看守所的警戒工作，并充当审讯用刑及处决犯人刽子手的角色。

　　专设有行动组，组长程永铭，负责逮捕关押与刑讯人犯的工作，他们对肉刑工作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配备了各式刑具。由于其残暴性，其迁渝后的所在地林森路望龙门都成了人们谈虎色变的地址。即使在军统局内部，特务们也因其具有处理违纪人员的权力而对之避让三分，称之为“锦衣卫”。

　　这一组织设于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一直由戴笠的亲信、军统人事室主任李肖白担任处长，主要任务是负责海陆空交通邮电的检查工作，为军统侦探情报搜集材料，扣留对当局不利的通讯宣传品。

　　他们虽不参与特工行动，但却是军统组织的耳目与情报来源，地位重要。又因为战时交通运输的紧张，而该处人员平时接触的都是各要害部门与达官富商，其权限与“油水”之大可见。处内设有邮电检查、总务、防谍等科，不仅钟贡勋、周景敦等几个科长，就连一般的检察员也可掌握控制最紧俏的票证、商品甚至物资，因此在当时最时髦的上等手表、金笔、西装，他们也是唾手可得。

　　许多高官也向该处“推荐”亲友，以寻发财的捷径。下属的重庆邮检所，是最大的单位，有二百余人，其侦查的重点是在渝的中共机关人员往来信件、《新华日报》等，进行了大量的扣压、分析、破获及销毁工作，并根据信件来源逮捕靠近中共的人士，直接为军统局的服务。特检处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防谍”。

　　所谓“防谍”指的是在政府各机关中防止中共或日伪势力的潜入与发展。做法是在各机构中挑选一批信得过的人，由特检处进行培训，授予监视、跟踪、秘密联络等特务技能，以便在各处布控，同时也为军统在各处遍布了耳目，进一步发展了组织。

　　训练班的名称为“秘密监察人员训练班”，地址设在赣江街82号江西会馆万寿宫内，共办了两期，每期两三百人，各部门或迫于压力，或鉴于自派人员总比军统来人强，都送员参加了训练。这项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

　　这个处的前身是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运输统制局撤销时蒋介石认为应保留该处，便以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的名义留存下来，他指定戴笠为处长，于是该处也列入了军统局的势力范围。

　　戴笠接管后，委任他的“军统十人团”成员之一、“西南运输处警卫稽查组组长”张炎元为副处长，代他主持工作；业务组长则由“军统十人团”成员胡天秋担任，其主要工作，便是在水陆交通要道上设卡检查来往车辆船只，兼顾、防敌、缉私等工作，也是大权在握的岗位。

　　如在重庆城南一品场的检查所，就是把守从东南、华中、云贵等省来渝陆路交通的枢纽，所长韦贤，因得戴笠的信任，长期在此任职，自定路规，却无人敢管；而在通向西北公路上的青木关检察所，是从渝到中共边区的第一道障碍，军统特务在此严查向西北去的青年及一切行人，只要是证件稍不过硬，便加留难，甚至扣压，即使对路过的中共第十八集团军将领也故意刁难，如强令他们下车在雨中等候检查等，这些举动博得了戴笠等人的欢心。

　　而对他们自己内部的违纪犯规现象，则有许多包庇与纵容。无论查出了什么私货违禁品，只要能找到戴笠的关系，如杜月笙、孔祥熙，或有宋美龄等出面，皆可退货放行。抗战期间轰动一时的所谓中央信托局运输处长林世良走私案，之所以被军统抓住不放，也是因为林自恃有孔祥熙做靠山，根本不把军统放在眼里而造成的，这件事也说明了戴笠与军统势力的膨胀。

　　在抗战前，兵工署所辖各兵工厂都有自己的警卫队组织，战争开始后军统借机插手这一领域，特别是厂矿内迁后，从各地迁往重庆的兵工企业特别多，数以万计的工人集中到此，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如何管理与维护治安，事关重大。为防止渗入重点产业，蒋要把戴笠的力量运用其中方可放心。他吩咐俞大维为首的兵工署只管生产与技术，把安全与防共交给戴笠的警卫稽查处。戴笠领命后，特地选择了留学苏联对有所了解的特务处书记长张师来担任处长。

　　警卫稽查处下设有总务、稽查、安全、司法四科，为统一领导各兵工厂的警卫队组织，又成立了以副处长杨蔚为部队长的警卫总队部，统一行动指挥权。在具体工作方式上，他们采纳了张师的意见，决定向各厂派遣警卫稽查组成员，以安全检查的名义深入车间，一方面执行任务，一方面接近工人笼络关系。

　　另外，还坚持将兵工厂工人列入军事编制，按现役军人管理，更不许成立工会，这样便可以以军法来严厉处置罢工与其他反对者的活动。

　　在军统与兵工署的关系问题上，戴笠知道俞大维与蒋介石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采取退让合作的方针，命令警卫稽查处不得干涉业务与财务事宜，就连各厂原有的警卫队负责人，也大都不予更换，而要杨蔚采取拉拢他们加入军统的方法逐步加以控制，以保持与俞大维表面的良好关系，甚至发生过军统局处死误报俞大维亲信通共的稽查员陈昌熙的事件。戴笠的心计由此可见一斑。

　　交通警察总队是抗战中后期戴笠在与美国海军合作成立中美合作所后，准备包办重建警察系统的产物。由戴笠用美援装备与美式训练一手造成。它的基础是抗战初期戴笠在上海收编的帮会组织力量，以戴笠的“十人团”成员周伟龙兼任司令，中层军官都是军统特务。

　　前后总计武装训练了四万余人，配备了当时最好的武器装备，作战机动性强，火力猛，被蒋介石视为“王牌军”。抗战胜利后，改组成二十多个交警支队，担负了守卫重要铁路、公路交通线的工作，后来还直接参加了内战。这支部队是军统组织势力发展到顶峰阶段的产物。

　　以上五个方面的组织是戴笠的军统局掌握的主要力量，他们的活动范围即是军统特务的势力所在，从而在为蒋介石“保天下”方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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