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电影节虽仍是最重要的电影盛会，但老人争胜、嫡系当道和圈子色彩愈发明显。似乎黄昏已至

　　回望本届电影节，继续在主竞赛单元交白卷的中国电影人在戛纳殊无地位可言，但正如北京国际汽车展成了车模竞艳的“硅胶展”，远在法国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也上演着中国女星称霸红毯的戏码，把这个高雅了65年的老牌影展恶搞成一台后宫趣味的“美人心计”。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前几年的戛纳电影节，在主竞赛单元中总能看到华语电影人的身影，大家认认真真做首映并接受几个以创作为主的专访，一旦获得奖项，无论剧组成员还是媒体记者，都会由衷地感到兴奋。如今这些属于电影本身的实务大都烟消云散，昔日角逐金棕榈的人们早已忙于计算票房的含金量，除了几位贻笑大方的红毯女郎，如今的戛纳的确没有“中国制造”的体面席位。

　　如果抛开这些花边消息不说，戛纳电影节本身也在近年来国际电影气候的变化中显得有些进退失据。它对于世界电影的引领与推动作用，已日渐显露出有心无力的疲弱之相。老人争胜、嫡系当道，再加上潜规则式的圈子色彩，让戛纳多年以来悉心营造的电影圣殿形象大打折扣。

　　戛纳是电影大师的天堂。自其创办至今，它不但将众多电影作者推上大师的神坛，也精致而矜持地经营着手中的大师牌，让这些电影界的“半神”们成为戛纳品牌的骨灰级护法。正因如此，戛纳电影节仿佛是一部真人版的战后世界电影史，每年都有来自各个世代的大师站在聚光灯下，接受粉丝们的膜拜。以本届戛纳的主竞赛单元为例，新浪潮时代的代表人物，年届九旬的阿伦·雷乃带来了《好戏还在后头》，早已声明不再参评奖项的伊朗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也毁誓出山，拿出《如沐爱河》参赛。除了这两位宗师级的电影人之外，先后摘捧过金棕榈的英国导演肯·洛奇与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均以新作入围；曾经赢得过戛纳评审团大奖的丹麦导演托马斯·温特伯格与法国导演雅克·欧迪亚，也算得上参赛选手中的准大师级人物。

　　如果检阅这些著名电影人的艺术履历，会发现他们大都与戛纳电影节存在着血肉相关的伴生关系。他们从出道、成名再到电影史上“位列仙班”，基本都是以戛纳作为核心(很多甚至是唯一的)阵地。戛纳为这些特定的电影“选民”提供不断入围、逐年造势的宝贵机遇，备受礼遇的导演们也甘愿将电影新作奉献给戛纳电影节，对其保持高度忠诚。

　　以本届影展的大赢家迈克尔·哈内克为例，他从1997年首次入围戛纳之后，便成为这一电影节的常客，陆续赢得“天主教人道奖”“评审团大奖”“最佳导演奖”之后，最终成功登顶，加冕为金棕榈级电影大师。在“作者电影”备受珍视的20世纪后半期，德高望重的电影大师与点石成金的戛纳电影节，无疑构成了世界电影体系中最富于色彩的成功范式，也的确为电影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时至今日，戛纳电影节依然不遗余力地奉行着大师战略，但围观者却显得愈来愈心不在焉。老一代电影大师们仍然秉持着上世纪60年代以来“作者电影”的创作传统，这些影片尽管仍维持着一定的艺术水准，却与当下的社会与文化语境隔膜日深，正所谓“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即便是在本届电影节获得金棕榈大奖的《爱》，它所呈现的老年人的情感生活固然有其深切的人生思考，却未必是当代主流观影者感兴趣的话题。同样，阿伦·雷乃在《好戏在后头》中所描述的巡演剧团成员的爱情，阿巴斯在《如沐爱河》中展现的老人与“少女”的暧昧关系，都令人觉得暮气沉沉，缺乏与当下时代的共鸣。

　　除了老牌大师们逐渐压不住阵脚，戛纳电影节对于嫡系电影人近乎无原则的提携，也令不少人心生腹诽(相信不少中国电影人对于导演娄烨总能入选“一种关注”单元便无话可说)。以入围本届电影节竞赛单元的作品为例，耳熟能详的戛纳常客占去过半名额。最终瓜分奖项的，也几无例外地是这些戛纳家族的“局内人”：获得评审团大奖的意大利导演马提欧·加洛尼、获得最佳导演奖的墨西哥导演卡洛斯·雷加达斯以及获得最佳编剧奖的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都是戛纳电影节一手栽培、几度封爵的电影新贵。而貌似阵容庞大的美国参赛片与几部所谓的“黑马”电影，都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新生代大师们加冕途中的献祭品。

　　不可否认，戛纳电影节迄今仍然维持着全球最重要的艺术电影盛会的地位，但这一“电影麦加”能否走向更为公平与开放的艺术之途，却令人心生疑惑。众神迟暮，戛纳的神曲不知还能唱响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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