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在西长安街的宿舍里，我一口气读完《三松堂自序》，马上拿起毛笔，在书尾写下“寻找安身立命处”几个字。当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读书感受？说来话长，以后当详述。

　　冯友兰先生的这部自传，随我30年，长在身边；完整、片段地读过无数次。读书时虽时有会心，却没想到过幽默和冯先生有什么关系；因为表面上看冯先生长鬤飘飘，仙风道骨，不苟言笑。近年独处陋室，闭目反刍，脑子里在重温读过的书，突然发现冯先生是个富于幽默感且对幽默能够欣赏的智者。

　　当年留美回国时取道欧洲，冯友兰顺便去苏联，观察那里的新变化。回国后，他应邀去几个学校演讲，讲他看到的社会主义的苏联。那时，讲社会主义和苏联，有“宣传赤化”之罪。1934年，他果然因言获罪，被警察局带走。带到局子里时，警察文书是一收条 ，叫“收到冯友兰一名口”。当然，名、口都是数量词，这样写也不错，但这个收条的表述，反映了旧时代对人、对大学教授的态度。冯先生到老还记得收条的几个字，是以幽默的口气讲的。

　　在《三松堂自序》里 ，冯友兰还回忆他特别欣赏的一句话，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谈教会学校的文章，其中有一句是：“有人说教会学校也出了些人才，我说这些人才并不是因为受了教会学校的教育而成为人才，而是虽然受了教会学校的教育也还是人才。”这个幽默，是逻辑思维的肯定和否定，冯友兰到老还在欣赏这些高级笑话，说明他是个懂得妙赏的哲学家。

　　学外语，我们知道有个口型问题，没想过学汉语也有个口型问题。冯先生讲过一个笑话，我现在想来，实质上他说的是汉语发音，但以笑话表之。冯先生说：

　　有一女郎，嫌自己门牙太暴突，长得不好，准备镶金牙，把门牙拔了。碰巧有人上门，她要答话；为掩饰答话时露风，就用“合口音”的字：

　　冯先生一肚子学问。在他那睿智的头脑里，除了千年的中国思想，还有这些轻松的笑话。这个笑话，是在工作间隙，他亲口跟身边人讲的。

　　我最喜读冯先生的一篇文章《论风流》。他从《世说新语》入手，对风流定义：第一，真名士，真风流的人，必有玄心；第二，真风流的人，必须有洞见；第三，真风流的人，必须有妙赏，所谓妙赏就是对美的深切的感觉。风流是一种美。冯先生讲笑话，就是妙赏。在《三松堂自序》里，他回忆辜鸿铭在北大讲课，对新词语咬文嚼字，表明他对新事物的不满。辜在课堂上摔着长辫子，很生气地说：改良？你要改良为娼吗？先前说王法，王、法（停顿，高声，拍桌子）！谁不害怕？现而今说什么“法律”（低声），谁还怕？冯友兰在回忆辜的逸事时 ，用写话剧剧本的格式，详细记下了辜当时的表情，我在百年后阅读，还能感受冯友兰的幽默。

　　晚年，冯友兰视力下降，几近失明。他的回忆录，除“哲学”部分是先前自己亲手写的外，其他全是口述，由助手记录整理。冯先生这一代人，真正亲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记个人史，同时也是记中国史。在西南联大时，他痛遭母逝，接到丧报，就和弟弟冯景兰自昆明坐飞机到重庆，又在重庆坐船出三峡，在宜昌上岸，爬山涉水，过老河口，最后回到唐河，为母亲治丧。我曾在地图上细看他们兄弟当年携手回家哭母的路线，深深感到当时的行路难。“漂泊西南天地间”，是唐朝人在安史之乱后的遭际，也是民国人在国难时的经历。

　　《三松堂自序》和涂又光先生翻译的冯著《中国哲学简史》，是我常读的经典。《简史》还有几种译本，我比较过赵译和涂译的风格，感到赵译在个别地方更精确，但涂译更能体现冯著“气足而不怒张”的文章风格。碰到熟悉的青年朋友，我就积极向他们推荐这两本书。

　　冯友兰在燕南园的旧居，北大挂牌列为故居开放，校方还举行了一个挂牌仪式，证明学校当局重视著名教授身后事。去年夏天去燕南园，看见那个又长又宽，跟三松堂抢戏的牌匾，我就想对校方建议：燕南园的这十几座别墅宜统筹考虑，保持原貌，将来给每一栋楼都钉一个小铁牌，牌子上注明谁人旧居，雕刻一个头像，这就行了。现在冯先生旧居门口高悬的牌匾尺寸太大，喧宾夺主。

　　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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