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体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同样也被应用于话剧艺术创作体裁当中，近些年随着我国对英雄人物的宣传力度增大，故而以英雄人物为素材的传记体话剧创作数量也随之增多。在每年大批量同类型话剧的创作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共通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为：一则故事结构松散，没有完整的贯穿行动。二则整体导演构思使用大量固化套路手法，毫无新意。三则是演员表演大都无法深入人物内心，表演空洞。然而由黄定山导演的话剧《深海》在创编上大胆创新，有效避免诸多问题。

　　作为外来艺术的话剧在中国近百年来的本土化过程中涌现出无数民族化的优秀原创作品。话剧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传播手段，近年来逐渐形成了以英雄人物为题材创作的传记体话剧。其中有极具审美价值与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同样也产生了大量公式化的平庸之作。传记体话剧在创作上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解决还原度与艺术性之间的矛盾。还原度过高会导致戏剧性的缺失，戏剧性过高也必然会导致事实失真，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要主创团队以极大的创作热情与创作灵感投入到创作过程当中。在2020年广东省话剧院创作的话剧《深海》，就是以我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原型来创作的传记体话剧。黄旭华为我国研制核潜艇事业带着夫人隐姓埋名几十载，错过了父亲与二哥的去世，遭受了亲人的不解与埋怨。1988年黄旭华在南海参加深潜试验，才得空见到了与自己相别三十余年的老母亲。直到2013年他获得“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后，人们才逐渐了解到他是一位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奉献终身的英雄。广东省话剧院能够创作这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剧院的魄力、决心、勇气。同样也展现了广东省话剧院在传记体话剧创作上的动员能力。《深海》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话剧的饕餮盛宴，而且该剧的创作过程与舞台呈现也为相关从业者提供了值得学习的经验与智慧，为将来的同类型题材话剧创作提供宝贵的经验。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要求艺术家在真实的生活中去选择，而不是原模原样地搬到舞台上来。现代人物传记体话剧在剧情编创上不同于古代人物，例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李白》、《杜甫》，由于历史资料有限，在不破坏史实的前提下可进行大胆的编创。而现代人物大都具有详实的影像文字资料，编剧无法展开想象进行戏剧矛盾构架，这就导致现代人物传记话剧往往剧情平淡且缺少激烈的矛盾冲突，无法吸引到观众的注意力。并且剧本中时间跨度往往长达几十年，同类型话剧大都采取用每一幕来展现人物不同人生阶段的各个重要事件的戏剧结构，而这种结构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体剧情松散，没有连贯的贯穿行动。担任话剧《深海》编剧的周振天曾获得过多项国家级编剧大奖，为了不将该剧写成模式化的主旋律话剧，该剧在剧情上有两大创新之处。

　　《深海》整体剧情结构巧妙严谨，从多个角度与事件，以正面展现与侧面展现相结合的方式来铺陈黄旭华伟大的人生。该剧的编剧周振天说：“我与导演黄定山商定的《深海》的贯穿结构，就是黄旭华随着核潜艇深潜300米极限深度过程中的多次往事回忆。这种闪回式蒙太奇结构我们通常只会在电影里见到，周振天将之大胆的运用到线米的过程中，观众伴随着黄旭华对每一米的焦虑与期待的情绪，以闪回的方式回忆起人生中的种种往事。从儿时与母亲分离，见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无情后立志更名旭华，到决定参加研制核潜艇这项绝密任务，再到特殊时期被下放到农场养猪，直至研制成功后与母亲的重逢等等事件，这种构架为传记体话剧情节之间的衔接与主题的深化提供了创新的方式。并且该剧命名为《深海》一方面呼应了黄总所从事的潜艇事业，另一方面也有着黄旭华将人生追求与爱国之情熔炼于深海的寓意。这种大胆创新的戏剧构架方式改变了传记体话剧创作上剧情松散的问题，并且这种方式不仅限用于《深海》，也可举一反三运用到相关类型话剧的创作中去，以适应时代潮流的方式讲述好英雄人物的事迹。

　　该剧在戏剧矛盾的编创上，将黄旭华的科研道路上融入了浓郁的感性色彩，以真实的人的情感将整个戏剧矛盾发展向前推动。传记体话剧往往存在戏剧矛盾冲突不够激烈导致剧情平淡的问题。为克服这问题，编剧大胆将黄旭华身边的亲人写入剧中，有他的母亲、妻子、大哥等等。剧中的每一个角色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母子情、夫妻情、战友情，还有在特殊时期不同立场的对抗。以黄旭华真实的情感经历来丰满全剧的戏剧矛盾。剧中黄旭华将自己接受秘密任务后要隐姓埋名的事告诉了妻子，他的妻子却坚定的表示愿意陪他一生。这场戏虽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戏剧矛盾，但在强烈的人物情感驱使下，我们能够深刻的感受到戏剧冲突达到高潮。1988年黄旭华与母亲阔别重逢的那场戏每一位观众无不动容，这场戏虽只有寥寥几句台词，却蕴含着他牺牲小我的爱国之情。以写实化的情感构建出黄旭华的角色形象并非传统中刻板的科学家形象，而是与普通人有着共同情感的“人”的形象。科学家的诞生不仅有天才的大脑，还要有对国家无限的忠诚与热爱，以及亲人们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戏剧矛盾的创编并不一定是传统的两元对立模式，作为编剧也可以将主人公的情感世界与内心矛盾真实表露出来，用以丰富矛盾构架，以真情实感打动、吸引观众。

　　导演艺术是以剧本为基础，以完整和谐的舞台艺术为表现形式的二度创作。黄定山作为有着诸多主旋律题材话剧导演工作经验的优秀导演，在《深海》的创编中并没有重复自己以往的创作模式，而是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大胆实现自己的导演才华。无论是全剧主题的确定，还是整体表现风格的展现，都能体现出一名导演不俗的胆量与艺术创作上的胸有成竹。并且导演构思也如同演出形象的种子，创作经验丰富的导演，心中的演出形象也愈加成熟，只有在脑中如同放电影一般的形成演出画面，创作起来才不会如同无头苍蝇一般四处乱撞。传统传记体话剧的导演往往在创作上趋于保守，使用大量写实的舞美布景与场面调度按照时间顺序将故事逐步推进。黄定山导演在创作上勇于创新，该剧不仅在整体风格上延续了话剧艺术的严肃内敛，也大胆突破“三一律”，利用当今诸多高科技手段在舞台上展现出黄旭华的一生。该剧的导演构思突破了传统，开拓了传记体话剧创作的全新领域。

　　首先，传记体话剧的戏剧化表达上需要导演的二度解读，以自己的审美认知和创作风格来确定全剧的美学标准。一旦无法把控整体审美基调就会导致作品整体的节奏失衡。多年来我们传记体话剧创作上审美标准流于表面，单纯的为叙事而叙事，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将无法真正的打动观众。在美学标准上黄定山导演将“动人”二字作为自己排演《深海》的最高美学标准。以往英雄人物题材话剧作品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物刻画上的扁平、刻板，想要解决这种问题就要以情动人、以情感人，用人物最真实的情感来打动观众。在观赏全剧后我们能看到导演在故事素材选择上有着清晰的构思，将黄旭华人生中重要且感人的事件串连于剧本当中。该剧最终并没有将黄旭华的爱国情怀、科研热情、性格特性描绘得“小”，而是以真情将种种的优秀品质展开给观众看，在每个人心中树立下一个伟岸的形象。

　　其次，在舞台形象方面，黄定山导演大胆使用最新的舞美技术。在全剧开场使用纱幕投影的方式来对全剧主创团队进行介绍，这种辅以澎湃的音乐呈现的片头我们通常只能在好莱坞大片中见到，这种模式的借鉴足以打破观众对只能在电影院看到大片的固有印象。该剧的故事以深潜实验为主轴，期间穿插着黄旭华的种种回忆。从第一幕起，映入观众眼帘的就是一个极为逼真的核潜艇内部结构，舞台上布置有特制的LED显示屏，在深潜时可以成为极富科技感的深度标识，在闪回到过去时可以有机的转化为特定的场景装置。还有背景LED与纱幕投影的灵活配合，在舞台上生动的展现了黄旭华第一次闪回后与同学乘上火车，遭遇日军战斗机袭击的场景，这种舞美技术手段的应用实现了舞台上裸眼3D的效果。戏剧作为综合艺术，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将各个门类的艺术手段与最新的科技成果应用于创作之上。导演大胆的将影像技术应用于舞美布置之上，一次次突破人们对场景的想象，在有限的舞台空间上呈现出气势恢宏的戏剧情景。

　　此外，因该剧涉及大量回忆场景与现实场景的穿插，舞台空间的变换不仅包括时间、空间，还有演员服装的变化。这种变换对导演的调度能力与想象力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话剧不同于影视，影视是建立在剪辑之上的，可以利用多种剪辑手法进行倒叙、插叙等多种叙事手法。而舞台空间的局限性导致话剧创作者在叙事上多使用传统三一律进行创作。然而黄定山导演化繁为简，将固定的舞美布置运用LED与灯光的切换，将之变化为规定情境中的布置，例如下潜时军人所站立的舰桥，在不同的场景分别变化成了研究所的通道、老家的石台、养猪场的围栏等等。这种创新的舞美变化大量节约了舞台上变化场景使用的时间。并且导演大胆启用曾获得过“文华奖”舞美灯光奖的胡耀辉担任灯光设计，运用大量巧妙地灯光编排来丰富场景变化和戏剧情节的发展。全剧尾声黄旭华演讲完毕后，一道切割光打在了他消失的背影上，人物随着灯光减弱渐渐消失。这些大胆复杂的灯光使用大大开拓了时间与空间的展示，突破了观众对舞台假定性的界限，而且这种灯光的运用丰富了人物情感的冲击力。导演构思贯穿全剧始终，将《深海》的舞台呈现推向高潮。

　　演员的表演创作对于戏剧艺术的整体呈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戏剧艺术以演员表演为中心环节，演员表演也使戏剧艺术具有了自己的特色。《深海》作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话剧，由于剧中人物大都为真实人物且有详实的影像资料，这就要求在选角上不仅要考虑演员的表演水平，还需考虑到演员形象气质与原型的贴合度。话剧与影视表演之间的区别还在于影视有特效化妆这一途径来接近人物，而舞台表演除了化妆上的改变，更多的是靠演员的表演使自己不断去接近人物的外形。在这样的选角前提下，由国家一级演员鞠月斌扮演黄旭华，“梅花奖”“金狮奖”得主杨春荣扮演李世英。通常演员在英雄角色塑造上会出现刻板化的问题，表演处理上缺少对表演动机与内心情感的细致把握，台词处理上极易变成口号化的朗诵，看似演员在舞台上慷慨激昂、充满热情的表演，实则内心空洞，无法与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这种问题在话剧排演过程中存在多年，而行之有效的改正方式少之又少。所以我们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一定要寻找到人物内心的动机，理解角色的最高追求，以演员自己的理解来去寻找人物的追求。这样才能够完好的塑造人物。此次话剧的排演不仅有两位老戏骨挑起大梁，还有诸多优秀的表演艺术家的加盟，他们在表演创作上深挖角色，大胆创新。最终，以精湛的演技完成角色塑造，用真挚的表演感动观众。

　　一方面，演员对自己的形体、台词、妆容进行塑造，从外部形象上去接近人物，演员在表演塑造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自己表演状态，就像是运动员一样，使自己在舞台上时刻保持如同在田径赛场上的巅峰状态。因为百米赛跑无论是起跑还是过程中的每一步一旦出现丝毫差错，必然发生失败的结局。同样表演的过程中也是如此。该剧外部形象塑造最困难的是黄旭华这一角色，因为全剧穿插了他各个年龄段的闪回，横跨几十年，演员的形体与声音塑造在舞台上不断从一个年龄跨向另一个年龄。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身体关节、骨骼、肌肉以及声带有着明显的区别与变化。为了让观众相信舞台上的演员就是黄旭华，这需要演员对生活有着敏锐的观察，充分了解人在不同年龄阶段身体上的变化。这种外部形象的快速转化不仅考验了演员的基础技能，更考验的是演员的适应力。演员在表演中的这种适应力从创作方法上讲是建立在对规定情境的理解与感受和对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在黄旭华年老返乡的那场戏，黄旭华的扮演者鞠月斌仅用后台抢妆的几分钟时间，就将自己的形体、声音从之前的中年转化为老年。并且在表现潜艇下潜过程的情节中，演员们配合灯光、音效通过形体动作展现出潜艇的晃动，即使演员并不具有相似的经历，最终仍旧在舞台上通过想象与形体上的大胆使用展现出令观众信服的表演。这些通过二度创作的外部表现，每一处都展现着演员强大的创造能力，以自己为素材创作出真实可信的表演。

　　另一方面，演员在角色心理塑造上，积极寻找行动依据，大胆揣摩行为动机，并非以技巧代替真情实感，用情绪化的表演来代替真实的交流。演员的表演应当是纯粹且质朴的，一旦用技巧与经验进行表演，那么这种表演也就谈不上是真实的表演。在通常的英雄人物戏剧中，演员多用激昂的情绪与嘹亮的台词来展现人物，并不去深入探寻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空洞的表演并非个例，表演是表演人的艺术，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塑造人物之上。在话剧《深海》演出结束后，黄旭华本人对杨春荣塑造的李世英这样评价：“我代表我的夫人，非常感谢你，把她的思想状态演出来了！特别是我们两个人的思想，比我们实际还要生动！”这种评价并非是溢美之词，而是来自于当事人的认可。李世英作为伴随黄旭华几十年的妻子，她不仅负责黄旭华的生活，还要时时刻刻为他的工作安全担忧。例如在她决定与丈夫一起隐姓埋名那一场戏，那份坚定与忠贞绝不是来自于情绪，而是充分体验角色内心后外化出来的表演。鞠月斌对于角色塑造是这样讲的：“在创作过程中，我慢慢走进他的内心，找感觉。”可见角色心理分析对表演创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塑造这种具有人物原型的角色。不单要对剧本中的角色进行分析，还要参考大量的文献、影像资料。例如在黄旭华试验成功后的一场戏，他并没有参加庆功宴，而是回到家中陪伴妻子，并且将第一杯酒敬给毛主席。这不仅是剧本里的内容，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毛主席讲过：“可潜艇一万年都要造出来！”此时此刻黄旭华内心中最想感谢的人当然是毛主席。如果没有细致的角色心理分析，就会将这场戏演得空洞、虚假。《深海》中演员的表演感人至深，以非模式化的表演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舞台人物。

　　话剧《深海》以浓厚的爱国情怀与人生真谛诉说了一出当代话剧舞台上不可多得的文艺作品。作为一部主旋律传记体话剧，其立意之深远，情怀之纯粹，既体现了主创团队对英雄人物现实题材的掌控能力，又从与普通人一样细腻的情感为戏剧切入点，将英雄人物与亲人的关系描绘的丰满立体、有血有肉。这样出色的红色主旋律话剧既带领着观众重温了建国初期无数无名英雄对祖国发展的无私奉献，也鞭策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不忘爱国初心，时刻为国家奉献的爱国情怀。广东省话剧院的大胆创新打破了主旋律传记题材创作的刻板印象，为未来类似题材话剧作品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成功案例，也会引领着全国话剧行业在主旋律题材上讲好红色故事，说好红色经典。让观众在潜移默化的观剧过程中不自觉的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在思想向树立榜样，在行动上找到标杆。大大利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推进。黄旭华的事迹也将不断流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研工作者衷心于国防事业，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砥砺前行。用艺术彰显民族自信，用艺术反应时代心声。

　　（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 卢博文2021级戏剧影视表演艺术研究方向 研究生）